紅一方面軍的西征勝利，為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創造了有利條件。

當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在陝北站住腳跟並勝利展開的時候，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一直十分關心被張國燾強令南下的那部分紅軍的命運，爭取他們早日重新北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向他們通報直羅鎮大捷的情況，並告訴他們：“在中央正確領導下，粉碎了三次‘圍剿’，正在猛烈擴大紅軍，猛烈發展蘇區，準備迎接戰鬥的勝利。”（24）一九三六年元旦，毛澤東在覆電朱德時又通報說：“國際除派林育英同志來外，又有閻紅彥同志續來。”“政治局在國際指示之下，有新策略決定”，“其主要口號為民族統一戰線，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相結合，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結合。”（25）

但張國燾卻一意孤行，在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理番縣卓木碉另立黨的第二“中央”，狂妄地宣稱：“此間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檔案，並和你們發生關係”，“你們應稱北方局，陝北政府和北路軍”，“一、四方面軍名義應取消”。

鑑於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中共中央政治局透過《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同志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黨中央除去電命令張國燾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的傾向外，特決定在中央委員會內公佈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決定。”（26）同時，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還商請剛從共產國際回來的中共代表團成員張浩（即林育英）做張國燾的工作。張浩在二十四日致電張國燾等，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他建議張國燾取消偽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於張燾和中央之間的則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27）張浩的電報在南下的紅軍中引起極大的震動。徐向前回憶道：

“張國燾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心裡著慌。特別是張浩來電，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中央北進路線是正確的，高度評價中央紅軍的英勇長征，這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無疑是當頭一棒。這個時候，陳昌浩也轉變了態度，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孤家寡人的張國燾，被迫‘急謀黨內統一’。朱總司令和大家趁機做他的工作。我們還是老主意：取消這邊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見，待日後坐下來慢慢解決。”（28）

張國燾越來越孤立，被迫在一月二十七日致電張浩、張聞天，表示“在原則上完全同意”瓦窯堡會議決議，又提出“由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這時，南下紅軍在不利環境下遭到國民黨軍重兵進攻，傷亡極大，由原來的八萬人銳減為四萬多人，給養困難，前途渺茫。紅二、六軍團又即將在任弼時、賀龍等率領下前來會合。這些，迫使張國燾不得不在六月六日宣佈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徐向前回憶道：

“毛澤東同志說過：南下是絕路。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正確論斷。‘吃一塹，長一智’。我對毛主席的遠大戰略眼光和非凡氣魄，是經過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認識到的。”（29）

七月一日，毛澤東、張浩、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彭德懷等六十八位在陝甘的黨政軍負責人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及二、六軍團和四方面軍指戰員，慶祝二、六軍團和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電文說：“我們以無限的熱忱慶祝你們的勝利的會合，歡迎你們繼續英勇的進軍，北出陝甘與一方面軍配合以至會合，在中國的西北建立中國革命的大本營。”（30）接著，中央軍委釋出命令：紅二、六軍團和紅三十二軍（原紅一方面軍的紅九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委。兩軍會合後，任弼時從張國燾處要來電報密碼本，直接同在陝北的中共中央溝通了聯絡。在朱德、劉伯承、任弱時、賀龍、關嚮應等力爭下，紅二、四方面軍決定共同北上，從七月初開始分左、中、右三個縱隊北上同中共中央會合。

中共中央、毛澤東得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的訊息，非常興奮。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張浩、張聞天、周恩來、彭德懷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指出：我們正動員全部紅軍並蘇區人民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