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廢機關。這種由黨來包辦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國民黨以黨治國的餘毒。”⑧提出：“紅軍中包辦一切軍隊行政的各級黨的委員會應即取消。各級黨的組織應當由各軍政治部管理。”⑨指責紅一方面軍保留著“遊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和“街市戰”。

幾個決議案最後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在實際工作當中，要與一切立三路線影響和黨內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作最殘酷的鬥爭。”⑩實際上是不點名地對毛澤東進行批判。

這是一個明確的訊號。隨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傾教條主義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對它內部事務的直接干預也正在步步加強。

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這樣，就把毛澤東排除在中央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之外。

儘管如此，中共臨時中央仍認為贛南會議對毛澤東批判得很不夠。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臨時中央在給中央蘇區中央局的電報中批評中央代表團在這次會議中沒有能完全貫徹中央的“進攻路線”和“反右傾”綱領。說：“自我批評的發展，在大會及其前後都沒有充分的發展，兩條戰線的鬥爭，尤其非常薄弱，大會上反對所謂狹隘的經驗論，代替了反機會主義的鬥爭，這些都是黨大會最主要的錯誤與缺點。”⑾

贛南會議前，蘇區中央局曾致電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員，最好是工人同志來蘇區主持中央政府工作。”⑿由於毛澤東在黨內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臨時中央經過討論後致電蘇區中央局：“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人，決定毛澤東；副主席二人，張國燾與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後來，經過蘇區中央局同臨時中央商議，將原來規定的“江西蘇維埃主席”改成項英。毛澤東是在遭受嚴厲批判的情況下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進道路，顯然將十分艱難曲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分別來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