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秘密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毛澤東、朱德沒有出席而被選為大會名譽主席，會上成立蘇維埃大會準備委員會。當時中共中央實際負責人李立三認為，中央政府應當設立在武漢，至少也要在長沙、南昌等中心城市。隨著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被糾正，這件事暫時被延擱下來。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透過的決議中又把“建立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與各區政府來對抗南京國民政府，公佈與實施蘇維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作為“蘇區最迫切的任務”。①籌備工作改由中共蘇區中央局負責進行。六月一日，蘇區中央局發表《為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宣佈在八月一日召開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但不久因為國民黨軍隊即將發動第三次大規模“圍剿”，大會又在六月下旬決定改到十一月七日舉行。

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剛剛失敗，日本突然發動了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在四個多月內佔領我國東北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這個嚴重事實，使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國內的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動。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毛澤東、朱德、賀龍、彭德懷等在九月二十五日聯名發表文告指出：“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已經佔據了滿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槍炮炸彈屠殺著滿洲勞苦的工農群眾與兵士，把滿洲已經完全看做是他們的殖民地了。”②堅決主張抗日。

可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他們根本不能正確地估量全國局勢中出現的這種重大變動，及時調整自己的政策，而把日本侵佔我國東北看作主要是“反蘇戰爭的導火線”，脫離實際地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也看不到中國社會各階層中日益高漲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間派的積極變化和國民黨內部的分化，而把中間派視為“最危險的敵人”，要以主要力量對它進行打擊。他們一味強調所謂“進攻路線”，在王明起草的一個檔案中宣稱“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③，把反對這種冒險行動的主張一概斥為“保守”、“退卻”以至“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並且利用組織手段把他們那一套強行推行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去。

這樣，就使革命根據地內的狀況大大複雜化了，也使毛澤東的處境越來越艱難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團在瑞金主持④召開中央蘇區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通常稱為贛南會議），毛澤東以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身分出席會議。這次會議，對根據地問題、軍事問題、土地革命路線問題展開了爭論。毛澤東堅持認為，中央革命根據地從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線和方針是正確的，符合根據地實際情況的；幾個中心縣委書記也舉出大量事實來支援毛澤東的看法。中央代表團卻根據中共中央八月三十日來信所說中央蘇區的嚴重錯誤在於“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對中央蘇區的工作進行多方面的批評和指責。

會議在“國際路線”的旗號下，透過了中央代表團起草的五個決議案。雖在原則上肯定紅軍取得粉碎三次“圍剿”的勝利，但重點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來信對中央蘇區的批評，並從各方面加以展開。

在思想理論上，他們把毛澤東堅持的從實際出發、反對本本主義指責為“狹隘經驗論”。說道：“紅軍中狹義的經驗論，在實際工作中生了不小影響，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單憑自己的狹小經驗和短小眼光來分析各種問題，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後思想，事實上會要走到錯亂的非階級路線的前途上。”⑤

在土地革命問題上，他們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主張。認為：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二七會議’雖然反對了露骨的富農路線，雖然在土地問題上進了一步，但其‘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配土地給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也是同樣的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⑥

在根據地問題上，他們把“傍著發展”的正確方針當作右傾保守來反對，要求中央蘇區“必須於最短時間內”同湘贛等蘇區貫通，“再進一步與贛東北與湘鄂贛邊蘇區貫通，這樣來擴大並鞏固蘇維埃根據地”。⑦

在軍事方面，他們指責古田會議決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黨包辦一切”，寫道：“黨包辦一切的結果，把紅軍中軍事、政治機關，失去其獨立系統的工作，變成了不健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