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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八年中，抗大先後辦了八期，總校和分校共培養出二十多萬幹部，大多在各條戰線上成為骨幹力量，對爭取抗戰勝利，對以後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隨著形勢的發展，來到延安的青年越來越多。一所抗大已不能滿足需要。中共中央決定創辦一所新的學校——陝北公學。

這所學校由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張雲逸、成仿吾等人籌辦，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等著名學者任教。李維漢回憶說：“陝公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親切關懷下創立的。特別是毛澤東，他在繁重的工作中，還常對學校的任務、辦學方針等關鍵問題，給予及時的指導。”（54）

陝北公學是一所統一戰線性質的學校。學員來自五湖四海：有共產黨員，也有國民黨員；有工人，也有農民；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有紅軍，也有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幹部；有十幾歲的青年，也有年過半百的老人。毛澤東對陝公有很高的評價，他說：“中國不會亡，因為有陝公”。陝公是全中國的縮影，“陝公是代表著統一戰線，陝公是一幅進步的縮圖”（55）。陝公前後辦了近四年，培訓出一萬多名幹部。

魯迅藝術學院也是毛澤東傾注了不少心血的一所學校，是由毛澤東等發起創辦的。這是一所培養抗戰文藝幹部和文藝工作者的學校，由沙可夫、李伯釗等負責。

毛澤東非常欽佩魯迅，說自己“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派馮雪峰到上海去工作。行前，毛澤東和他長談了一次，囑咐他一定要好好團結魯迅先生，因為他是一面大旗，能夠喚起民族的抗戰熱情。毛澤東經常用魯迅的精神來教育青年和文藝工作者。他說：魯迅具有政治遠見、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三個特點形成了偉大的“魯迅精神”（56）。他還說：“今天第一條是一切愛國者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二條才是我們自己藝術上的政治立場。”“我們並不用馬克思主義來排斥別人。排斥別人，那是關門主義，不是統一戰線。但在統一戰線中，我們不能喪失自己的立場，這就是魯迅先生的方向。你們魯迅藝術學院要遵循魯迅先生的方向。”（57）在漫長的八年抗戰中，魯藝培養出一大批文藝幹部，創作出一大批宣傳抗日、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學藝術作品，對發動和組織群眾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澤東還經常到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以及由他提議創辦的中國女子大學等學校講課。

到六中全會召開時，這些院校已培養了幾十萬幹部，其中共產黨員達到二十五萬人。在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把培養幹部的問題提到更高的地位來看。他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幹部，就是我們的戰鬥任務。”（58）他從抗日戰爭一開始，就花了這樣大力氣，自己動手，來抓這件事，是十分有遠見的，效果也是極為明顯的。

大批知識青年來到延安，也給這裡帶來了新的蓬勃朝氣。每天傍晚，在寶塔山下，延水河畔，都會有年輕人的歡笑聲和歌聲。“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一曲抗大校歌凝聚著千萬顆青年人的心聲。毛澤東常常出現在他們中間，無拘無束，談笑風生。

在這個時期中，毛澤東的生活也發生了變化。一九三八年秋，賀子珍離開延安一年後，毛澤東同從上海到延安抗大學習的江青結婚。這次婚姻上的錯誤選擇，給毛澤東後來的生活，特別是他的晚年帶來極大的不幸。

抗日戰爭前，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封鎖和“圍剿”，中國共產黨在很大程度上被迫處於同外界隔斷的狀況下。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的種種主張令人們感到耳目一新，引起國內外廣泛的注意。許多人來到延安訪問。梁漱溟回憶他當時去延安訪問的動機：“自日本侵略中國後，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張，特別是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現在國民黨方面令人失望了，共產黨方面又怎麼樣呢？百聞不如一見。”（59）抱著這樣的目的與心情，一些關心中國命運和抗戰前途的中外人士絡繹來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