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定的活力。

以獨立的地域共同體為特點的日本民俗社會，代代相傳的民俗習慣制約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在這種社會體制下，人們的生活空間被限制在了狹小的範圍內，對外部事物一般都有著相同的認識，就形成了社會成員間相同或相似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產生羞恥感需要有敏感的自我意識和相異的價值觀，日本人雖然有敏感、纖細的神經，但是在民俗社會中形成的相同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讓這些纖細的神經產生的僅僅是一種恥，可見民俗社會中很難產生羞恥之心。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和民俗社會的解體，社會的組成要素已經不再是地域共同體或家族，而是一個以個人為單位的有機的整體社會，又被稱為市民社會。在這個社會模式中，社會成員的地域移動不斷加劇，以地域為約束形成的共同體產生的習慣已經失去了控制人們行為的能力。抽象的規範被人們所接受，社會秩序透過人們對法律法規的自主遵守來維繫。

家庭是人類聚合的最小單位，其血緣的聯絡成為家庭成員間相互交流的基礎。家庭教育也許不是最權威的，但是卻影響著一個人人格與價值取向的形成。可見家庭是使抽象的社會規範滲透到人的內心深處的最強大的機構。

西方社會的資產階級家庭將抽象的教訓灌輸給自己的孩子，並幫助下一代樹立了獨立、完整、自律的人格。父母的權威和經驗教訓滲透到了孩子的個性形成中，對子女個性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有大量的新教徒，他們強烈的原罪意識也影響了下一代價值觀和世界觀的形成，因此這種原罪意識也是市民社會中罪文化發展的條件之一。

在人們逐漸脫離地域性習慣制約的社會條件下，資產階級家庭對自己成員獨立性的保護作用凸現出來。除了家庭對成員的保護，西歐的市民社會中還形成了獨立性很強的中間集團，這些中間集團大部分是以新教教派為原型的結社。這些結社將成員的要求和意見整理之後，反映給作為上層集團的國家。西歐社會內部，能夠出現同國家力量抗衡的各種集團，與西歐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國家與教會勢力均衡的情況有很大關係。

西方文化中的罪意識需要有能夠承受其重壓的強大的自我。心理的安定是形成強大自我的必要因素。市民社會中的家庭和自發結社，透過地域社會和國家來保護自己的成員，給這些成員帶來心理上的安定。集團的獨立能夠給社會成員帶來安定的心理，進而產生強大的自我，但是這樣的邏輯關係往往被人們所忽略。人們心理上的安定，導致羞恥在市民社會中沒有形成一種文化的有力形式。

在市民社會中，地域社會作為中間集團，其獨立性較強。西歐的市民社會因繼承了地域社會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雖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有所損壞，但是透過地方自治制度的保護也得以維持，並且弱化了的獨立性也由於獨立性較強的結社而得到彌補。由此可見，共同體社會是恥文化形成的社會基礎，而市民社會則是罪文化的典型基石。

江戶幕府統治體制之後的日本逐漸脫離了共同體社會，但是還沒有形成市民社會。因此社會與個人之間存在的集團的獨立性在共同體和結社比較弱的事實，和羞恥文化的形成有很大關係。

西歐中世紀時期，貴族階級、各種行會、教會和自治城市等都擁有強大的特權和自治能力。但是日本社會中類似的中間集團的獨立性卻很弱。集團對自己成員的保護因為中間集團力量的弱小而失去作用。當人們看到歐洲中世紀有被稱作“國中之國”的自助團體的歷史事實，或看到義大利電影中教會隱藏抵抗運動的鬥士，就會發現這些情景與人們想象中的社會是多麼的不同。

社會集團的屬性之一就是外部社會的滲透性程度。如果按照這種理論分析，歐洲中間集團的滲透性一直都很弱，正是因為這樣，各個集團都保持了很強的自治力。

反觀日本的中間集團，特別是德川集權統治成立以後的社會中間集團，沒有拒絕來自中央和社會的滲透。這些中間集團的成員在集團防護堤內沒有充分保護好自己，他們赤裸裸地接受了外來的窺視。

日本的家庭也經歷了和社會中間集團相似的經歷。日本社會雖然是以家族為單位建立起來的家族主義式的結構，但是其家族集團的防衛能力卻遠遠弱於歐洲。在日本，當家族的成員違反了家族以外的社會規矩而受到懲罰時，他的家族並不是伸出手去保護他，拉他一把，而是會因為他丟了家族的臉而同批判他的人站在同一立場上予以排斥、孤立。這種社會習慣的形成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處於社會中的家庭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