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也是雙重結構。

從社會結構的內部情況看，社會心理細化在個人意識中的現象也不容忽視。在日本人的意識中，天皇是一種神聖的存在，日本人民對天皇的信仰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情感，天皇就像是精神上的骨肉親人，並被象徵性地看成是“神”，進而提升到宗教領域，成為絕對價值的存在實體，永遠不可磨滅。二戰後，既是神又是政治權力操作物件的天皇，成為一種無力的純潔的存在。在這個領域的個人意識中，天皇已經成為一種統治國民的工具。但在另一個領域中，天皇又被放在了人以外的另一個位置上，從東京審判中從未追究日本天皇的責任就可以看出這一點。由於階級地位不同，日本的普通老百姓對天皇是統治工具並不太感興趣，他們關心更多的是由於天皇的工具性而遭到了排斥的人性的一面。但是無論是哪一方面，沒有權力、沒有權威的天皇形象一直存在於人們心中。對天皇形象做一個細緻的分析，正是無力的個人形象，才讓國民對他產生了親近感。

如果明治以後這樣說，一定會被其他人定為“不敬罪”，因為當時的大部分國民似乎沒有感覺到天皇事實上是一個“神聖的無力者”，而且當時在國民心中越是被流放或被幽禁的天皇就越受歡迎。這個神聖的無力者是人也是神的矛盾事實，讓人們不得不進行自我欺騙。知識分子的自我欺騙是以意識化了的虛構形式存在的，但是無論是否被意識化，已經成為試圖透過全面從屬於日本社會以尋求安全感的人的必然選擇。其實，與天皇有關的日本人的精神結構必然都是自我欺騙的，可以以大正天皇為例說明這一點。

大正天皇自幼多病，曾患腦膜炎留下後遺症，40歲時又患腦血栓，轉為精神病，這是日本國民都知道的事實。大正天皇在病情發作時，經常在大庭廣眾之下做出一些可笑的舉止。平井啟之的叔父曾經是海軍軍人，曾經親眼目睹在海軍大學畢業典禮上，大正天皇突然把應授予學生的畢業證書當作望遠鏡，並向四周觀望，但是這些瘋狂的舉止並沒有妨礙日本國民對後代“忠君愛國”的教育。

作為神的天皇，與凌駕在社會其他集團的統治階層的取向態度是相適應的。中央在日本國民的心中是遙遠的，但是天皇因為其神性成為人們親近中央的媒介。人們對“神”的尊敬和崇拜以及對皇室的好奇在戰後大眾傳媒的發展之下，也逐漸淡化。國民與天皇的距離逐漸縮短，但是即使在戰前，國民與天皇的距離也只是表面上的疏遠，心理上的距離還是比較近的。

例如，戰前人們普遍認為槍支是天皇的私有財產，天皇把槍支借給士兵，是一種私人的借貸關係。正因為對天皇的崇拜轉嫁到對兵器的尊敬，形成了兵器崇拜的法西斯主義，國損壞兵就等於損傷了天皇的精神。這種精神信仰的產生也是人們感覺到天皇離自己並不遠造成的。如果天皇完全被表面化，成為一種遙遠的存在，那麼這種理論就不可能支配人們的行為。

只有在人格之間緊密結合的封閉集團中，祖先、天皇才能成為肉體上的真實存在。這樣看來，生活在集團中的日本國民，一定會將天皇人格化。同時，人們對半從屬於相對無力集團的不安定狀態，也致使人們希望從屬於更強大的集團，進而將天皇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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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羞恥，一種社會模式的制約（1）

日本近代社會中的近代自我的形成，並不是在家庭中，而恰恰是反抗家庭或走出家庭後才成長起來的。日本的家庭不像歐洲家庭那樣能夠隔絕外部世界的滲透力，而是如同日本的房屋那樣，很難有效地防止風雨的入侵，社會輿論和權力的支配會毫無阻擋地對家庭成員產生影響。

前面提到，羞恥感的產生是視情況而定的，不同的情況產生的羞恥感也不同，而導致這些不同的社會條件也具有多樣性。有學者認為，社會和個人的中間集團沒有足夠的獨立性是產生不同情況的原因之一。社會和個人的中間集團有多個層次，從與個人密切相關的家庭到大一些的地域社會、自發組織等都屬於中間集團的範疇。不論是哪個層次的集團，都沒有很強的獨立性，沒有形成獨立於上一級集團並與之抗衡的力量。

社會模式中存在一種比較古老的社會組織形式，它是以相似性為基礎形成的一種獨立而封閉的體系。在這種社會模式中社會成員功能分化不明顯，再加上社會成員的意識完全受集體意識的支配，社會成員的相似性極高，彼此雷同，相互聯結，融為一體。隨著工業社會的發展，這種型別的社會也發生了變化。但是即使在現代的工業社會中，這種社會模式也還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