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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入夏，秦昭王都要在章臺住得三兩個月，輕車簡從，一有大事便立即趕回咸陽。然則今年卻是不同，非但興師動眾地遷去了王室直屬的所有官署，且明詔朝野：太子嬴柱鎮國，丞相蔡澤晉爵綱成君，開府總攝政事。詔令一發，咸陽老秦人便是紛紛揣測，然懾於“不得妄議國事”的法令，只能是私相竊竊罷了。

國事不明，國人議論不安，春秋戰國謂之“國疑”。尋常多見者，大多是“主少國疑”，說得是幼主在位，國人便對朝局動向多有疑惑揣測。如秦昭王這般雄強君主在位，而使國中撲朔迷離者，卻是當真少見。究其竟，在於秦昭王在位五十餘年，目下已經是年逾七旬，如此明詔朝野，便大有臨終善後的意味。大爭之世，一代君王便是一代國命，其對庶民生計的作用無論如何估計都是不過分的，更兼太子的平庸孱弱朝野皆知，國人難免疑竇叢生。

老秦人竊竊私議，尚商坊卻是響動大起。這尚商坊，是咸陽建城時特闢的山東六國商賈區，也是六國商人與遊士學子在秦國聚居的坊區，赫赫然十餘萬人，超過了任何一個大都會的外國商旅，只有戰國初期的魏國都城安邑與齊宣王時期的臨淄可與之比肩。這尚商坊大商名士雲集，議論國事全然戰國奔放之風，火辣辣熱騰騰以切中要害為能事。秦國每有大舉，尚商坊便是一片議論一片忙碌。議論之要，便是傳播訊息辯駁根由論爭對策。忙碌之要，卻是向本國急發“義報”，警告預為應對。秦昭王明詔一發，尚商坊便有了一個驚人傳聞——老秦王風癱了！秦國要亂了！無論是酒肆客寓，還是行商坐賈，到處都是一片慷慨高聲，話題也是驚人地一致：秦國勢必衰落，山東該當如何？

風聲很大，咸陽官府卻是一如既往的平靜，既沒有依秦國律法追查六國商人“妖言惑眾”，也沒有加強商旅關卡的盤查，更沒有尚商坊傳聞的大舉動——封鎖函谷關，課六國商人以重稅，而後盡行驅趕六國商旅，從此閉關自守。如此旬日過去，六國商旅們雖大惑不解，卻也不敢造次生事，竟是漸漸平靜了下來。

便在這主老國疑國人惶惶之中，一支馬隊擁著一輛青銅傳車出了咸陽，直向南山而來。尚商坊便又是一則傳聞：謁者方車非時出城　，老秦國必有異動！

卻說這謁者傳車進得南山河口，穀風習習涼爽宜人，湮沒在遍山林木中的章臺，更是一片清幽靜謐。傳車從林間大道進入章臺石門，穩穩停在了長史官署廊下。長史大臣桓礫迎了過來，與謁者低聲交接得幾句，從謁者手中接過一隻兩尺見方的銅箱，便匆匆向秦王書房去了。方到長廊盡頭，桓礫便見白髮白鬚的老給事中向他搖了搖手，示意稍候片刻。兩人都是老臣子了，只此一個手勢便清楚：老秦王正在午眠。桓礫一句話不說，便肅立在廊下靜候。

過得片時，便見書房大門無聲滑開，一個少年內侍走出來向老給事中一點頭便去了。給事中又向桓礫一招手，接著便是長聲一呼：“長史桓礫晉見——”

書房隱隱傳來一聲蒼老的咳嗽，桓礫抱著銅箱便走了進去。

章臺的王書房原本寬大簡約，除了高大聳立的紅木書架，便是幾張厚重宏闊的書案。而今，這王書房卻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兩進連環，裡間做寢室，外間是書房，中間立著一面黑沉沉的大木屏；縱然寢室近在咫尺，書架環立三面的中央空闊處，還是有一張可坐可臥的特大木榻；木榻前一張長大的書案，案上竹簡碼成了一道連綿“文山”。隱隱之間，竟說不清是寢室還是書房。自進章臺，古稀之年的秦昭王便始終半臥在那張長大木榻上，時睡時醒，一切都是斷斷續續沒有任何定準，桓礫與老給事中的弓弦便始終繃得緊緊的。

國君的隨行官署有兩大系統：一為長史署，是國君處置國務及直屬財政的官吏系統，後世一度演變為中書省；二為給事中署，是以內侍機構為中心的國君生活官署。不管國君走到哪裡，這兩套人馬都是隨行跟進的。所不同的是，秦昭王往年出巡或章臺避暑，都只帶兩署的幾名幹練吏員，主管大臣長史與給事中倒未必跟隨。這次卻是不同，非但兩套官署全數隨行，且事先對章臺做了一番大大的修葺改建。這修葺改建，卻是王室尚坊直奉老秦王詔令秘密進行的，長史與給事中兩位貼身大臣都未曾預聞。便是悉數官署隨遷章臺，桓礫也只是在臨行前三日，才從老秦王口詔得知的。

已經做了二十餘年長史，種種密動跡象已經使桓礫有了一個明晰判斷：老秦王必有特異之變，要長住章臺了。究竟何變？桓礫自然有所揣測，但未奉告知，卻也決然不能說破。進得章臺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