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絲毫的嫉妒，反倒是深以此為皇帝用人之明。若為太尉，蒙恬豈有北卻匈奴之大業績哉！……此刻，蒙恬念及王氏父子．心頭便是一陣陣悸動，國難在前，無人可與並肩，殊為痛心也！上天早喪王氏父子於大秦，莫非果真意味著天下將有無可挽回之劫難麼？

蒙恬與李斯的來往，卻有著一種難以言說的隱隱隔膜。

與王翦相比，李斯的斡旋缺乏一種深層的力度。在蒙恬的記憶中，李斯從來沒有堅持過什麼。無論是長策大謀，無論是廟堂事務，李斯即或明確地申述了主張，只要有大臣一力反對，李斯都是可以改變的。當然，若是秦王皇帝持異議，那李斯則一定會另行謀劃，直到君臣朝會一致認同為止。與李斯交，談話論事從來都很和諧順當，可在蒙恬心頭，卻總有一種不能探底的隱隱虛空感。蒙恬是同時結識李斯與韓非的。蒙恬更喜歡孤傲冷峻而又不通事理的韓非，無論與韓非如何爭吵得面紅耳赤，蒙恬還是會興沖沖地捧著一罈酒再次去糾纏韓非。根本原因只在一處，韓非胸無城府，結結巴巴的言辭是一團團透明的火焰！後來，當蒙恬看到《韓非子》中解析防奸術的幾篇權謀論說時，幾乎驚愕得無以言說了——能將權術陰謀剖析得如此透徹，卻又在事實上對權術陰謀一竅不通，人之神異豈能言說哉！雖然如此，蒙恬還是喜歡韓非，儘管他後來也贊同了殺韓非……韓非與李斯，是兩類人。在蒙恬看來，李斯生涯中最耀眼的爆發便是《諫逐客書》，孤身而去，義無反顧地痛陳秦政錯失，一舉扭轉了剛剛起步的秦國新政瀕於毀滅的危境，可謂乾坤之功也。也是從那時開始，李斯奠定了朝野聲望，尤其奠定了在入秦山東人士中的巨大聲望。應該說，這是李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堅持。可是，蒙恬從李斯後來的作為中，卻總是嗅出一種隱隱的異味：《諫逐客書》並非李斯之本性強毅的體現，而是絕望之時的最後一聲吶喊。在帝國文明新政的創制中，李斯確實淋漓盡致地揮灑了大政之才，堪稱長策偉略之大手筆。李斯領政，所有大謀長策之功皆歸皇帝，所有錯失之誤皆歸丞相府承擔，極大維護了皇帝陛下神聖般的威權聲望，你能說李斯沒有擔待？然則，蒙恬卻分明地體察到，他對李斯的那種隱隱感覺，王賁也有。那是一次軍事會商，蒙恬說到了李斯的主張與秦王一致，王賁的嘴唇只撇了一下而已。王賁一句話也沒說，此後也從來沒有在蒙恬面前說起過李斯。雖然如此，僅僅是這一撇嘴，蒙恬卻明白地感受了王賁的心聲。越到後來，蒙恬對李斯的這種不安的感覺便越是鮮明起來。震懾山東復辟的大政論戰中，皇帝對六國貴族的怒火顯而易見，李斯便立即提出了“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焚書令，後來又堅執主張坑殺儒生；其時，李斯對回到咸陽襄助政事而反對震懾復辟過於嚴苛的扶蘇很是冷落；李斯明知一直沉默的蒙恬也是扶蘇之見，卻從未與蒙恬做過任何磋商……凡此等等，蒙恬都深覺不可思議。以他對李斯秉性才具的熟悉，李斯為政不當有如此鐵血嚴酷之風。然則，李斯一時間如此強硬，強硬得連皇帝陛下都得在焚書令上只批下了“制曰可”三個字的寬緩決斷，而不是以“詔曰行”的必行法令批下。李斯如此強硬，實在是一個匪夷所思的突兀變化，蒙恬難以揣測其中緣由，又因不欲牽涉扶蘇過深而不能找李斯坦誠會商，這道陰影便始終隱隱地積在了心頭……不知從何時開始，蒙恬與李斯的來往越來越少了。甚或，在朝的蒙毅與李斯的來往也頗見生疏了。事實上，蒙恬從軍，李斯從政，相互交織的大事又有太尉府，大政會商之實際需要也確實不多。然則，這絕非生疏的根本原因。生疏淡漠的根本，在於李斯對扶蘇與蒙氏兄弟的著意迴避，也在於蒙氏兄弟對這種著意迴避的或多或少的蔑視。蒙恬為此很感不是滋味，可一時找不到合適的時機與李斯敘說。

在這難堪仍在繼續的時日，蒙恬從蒙毅的隻言片語中得知：皇帝大巡狩之前，李斯的心緒似乎很是沉重。蒙毅揣測，一定是王賁臨終時對皇帝說出了自己對李斯的評判，而皇帝一定是對李斯有了些許流露。蒙恬相信蒙毅所說的李斯的鬱悶沉重，但卻嚴厲斥責了蒙毅對皇帝的揣測。蒙恬堅信：皇帝絕不會疑忌李斯，縱然有所不快，也不會流露出足以使李斯突感壓力的言辭來。這不是皇帝有城府，而是皇帝有人所不及的大胸襟。果然如此，李斯鬱悶沉重又能來自何方……

蒙恬沒有為此花費更多的心思，縱然百般思慮，依然一團亂麻。這便是蒙恬，料人多料其善，料事多料其難，凡事舉輕若重，籌劃盡求穩妥第一。唯其如此，蒙恬不善防奸，又很容易將簡單之事趨向繁難複雜。此刻，蒙恬的思忖便是各方兼顧：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