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在兩百餘人。要將如此之多的將軍軍功準確無誤地在一個月內輯錄確定下來，誠為不易也。

其二，政功。又分為建言之功、統事之功、民治之功三目。

所謂政功，即與軍功相對的文官功績。商鞅在秦國變法之徹底，體現在方方面面。以賞功制而言，以“獎勵耕戰”為軸心，臣民於國有功皆賞，文治之功更不能忽視。作為國家體制的基本一面，秦國政府官員也有爵位系列，與軍功爵位是分中有合的兩個系列：高階重合，常態兩分。文官是十一級爵位，從低到高分別是：有秩吏、後子、君子、大夫、顯大夫、客卿、上卿、公、關內侯、列侯、君，其最高三級，與軍功爵重合。當然，從實際情形說，戰國百餘年前後定會有所變化，不能一概而論。就功績論，謀劃之功主要是計從屬官吏的襄助功績，各種言官的建言功績；統事之功，則多涉大臣，是計各署主官的為政功績；民治之功，則多涉郡守縣令及地方官吏之政績。其間重合，自不待言。

政功殿前封賞不包括吏員。也就是說，吏的功績不由秦王在朝會封賞，而由丞相府、國正監會同確定封賞等次，再報秦王以王書名義頒行。依秦國法度，君子（含君子在內）以下的三級為吏，俸祿大體在一百石上下至三百石上下。蒙毅所要做的，是輯錄確定全部官員功績。政功彈性極大，繁細多變遠遠甚於軍功，錄功實在是很難的一件事。

其三，民功。又分為耕耘之功、商旅之功、百工之功三目。自商鞅變法之後，秦國民爵之實施已經深有根基，庶民對爵位的追求與尊崇也已經濃烈異常，蔚為風尚。以至後世學人指斥雲：“秦……時不知德，唯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②”秦國民功封賞大體有三種情形。其一，農人耕耘有成，多納粟谷超過定數，即可記功，交納功績累計到定量，即可拜爵一級。此等定數究竟幾多，史無可考了。然《史記·秦始皇本紀》所列的一則救災拜爵記載，卻大致可見端倪：“始皇四年，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其二，商旅、百工或以作為，或以金錢，或以財貨，或以義舉，但凡助國，俱可記功。功績累積到定數，即可拜爵。秦王曾專門給商人寡婦清記功拜爵，還立了一座懷清檯便是例證。其三，民眾在特殊時期或服從法令或勇赴國難，亦可群體記功賜爵。譬如秦昭王時期發河內之民後援長平大戰，便人人賜爵一級。史料多有記載的（馬上將要開始）的天下移民遷徙，也多次各賜民爵一級。凡此等等，皆為民爵。

民爵之特異，在於國家不承擔俸祿，而只彰其聲譽榮耀與尊嚴。是故，民爵無論大小，皆以王命特書正式拜之，其聲勢禮儀往往比官員晉爵還來得隆重。為此，蒙毅得據郡縣年報詳加輯錄，務使翔實準確。

其四，列國人士功。又分為善秦之功、義舉之功兩目。

秦自崛起東出，於邦交縱橫與戰場較量兩方面皆極富策略。其中之重要方面，是對曾經襄助過秦國的外邦人士記功拜爵，後來遂成定製。所謂善秦之功，有三種情形。一則，山東人士促使本邦與秦國結好的功績。如秦昭王時期周室兩分，西周大臣周佼全力推動了西周與秦國結盟，被秦國封為梗陽侯；後來東周大臣周啟又推動東周與秦結盟，被封為平原侯。二則，偏遠部族的統領與秦國或結好或臣服的功績。如秦惠王曾因巴國（川東之地）臣服，封巴氏頭領為不更爵。三則，山東名將名臣之後裔投奔秦國效力，彰顯秦國善政，亦可記功封爵。嬴政即位之後，外邦有識之士基於天下將一的潮流，助秦投秦者更多，是故蒙毅本次輯錄的此類功績分量很大。

所謂義舉，則主要指外邦民眾對秦友善之功，或曾捐助財貨，或曾在秦軍重大戰事中辛勞嚮導，或曾助秦軍解困，或曾引領族人投奔秦國等等等等。此等功績，尋常都有即時賞賜。目下蒙毅所輯錄者，則是有累積大功而需要重大賞賜者。

“外功大增，好！”聽到此處，嬴政大笑著插了一句，“秦功秦爵惠及天下，華夏我民孱弱一掃，盡成虎狼也！”蒙毅不禁也笑了起來：“君上所言極是，獎勤罰懶，誰想軟也軟不下去。”兩人一陣笑聲，蒙毅又說了起來。

列位看官留意，上述兩類功績，不包括在秦國重金賄賂之下出賣本邦的奸佞之臣。譬如對趙國郭開、齊國後勝這般害國害民權奸，秦國除了重金財貨賄賂，也都曾許諾過重大的封號與治權利益。然就其實際而言，這只是一種策略權變。就事實而言，戰勝之後，秦國無一例外地除掉了這些萬民側目的權奸。故此，此類人既無須記功，更不能與前述正當功績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