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中獨帶胡亥，偶然性四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成陽，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在蒙毅離開後以趙高兼領符璽令，偶然性六也。

始皇帝於沙丘行營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

突發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寫完遺詔，偶然性八也。

突發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見李斯會商善後，偶然性九也。

長期忠誠無二的趙高突發人性變形之惡欲，偶然性十也。

棟樑重臣李斯之突變，最為不可思議，偶然性十一也。

扶蘇對假遺詔之缺乏辨識或不願辨識，選擇自殺，偶然性…卜二也。

蒙恬、蒙毅相繼入獄，蒙恬被逼接受自殺，蒙毅被殺，偶然性十三也。

王翦、王賁父子於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也。

李斯一錯再錯，大失前半生節操才具，終致慘死，偶然性十五也。

胡亥素質過低而近於白痴，偶然性十六也。

秦帝國功臣階層因李斯突變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也。

趙高之惡欲野心膨脹變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也。

陳勝吳廣之“閭左徭役”突發暴動，偶然性十九也。

關中老秦人人口銳減，對惡性政變失去強大威懾力，偶然性二十也。

必須申明的是：上述偶然性，並非指這些事件或因素是無原因爆發，而是指恰恰在這一時刻爆發的突然性。譬如最為關鍵的兩個人物——趙高與李斯的突變，可謂這種偶然性的典型。以趙高前期表現與功績，始皇帝對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幾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趙高的人性之惡變突然發作，並無必然性，確實是一種人性突變的偶然性。若說趙高從少年時代起便是一直潛藏在始皇帝身邊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績與傑出才具，及其自覺的法家理念與幾次重大關頭表現出的堅定政治抉擇，實在不可能在其與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計較。然則，李斯恰恰接受了趙高說辭，恰恰計較了，這是必然性麼？僅僅以李斯青年時期的“廁鼠官倉鼠”之說，便認定李斯從來是一個私慾小人，同樣是滑稽的。李斯與趙高，都是英雄與魔鬼的無過渡對接的異常人物，其突然變異，無疑隱藏著人性潛質的巨大秘密。但是，從社會原則與政治原則出發，任何時代的人事任用都只能遵循實踐法則，以人物的既往歷史去判定，而不可能以極少數的突然變例去判定。從本質上說，趙高與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奮爭的結果，是歷史的必然。從人事任用權力說，始皇帝重用趙高李斯是合乎邏輯的，同樣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趙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變異，實在是一種不可預知的偶然性。

種種偶然性導致的這場政變，是歷史上摧毀力最強的惡性政變。

作為一種權力更迭的非常態方式，政變從來存在於從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結局與對歷史的影響而言，政變有三種：一種是相對正義方發動的良性政變，譬如後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一種是僅僅著力於奪權而不涉及國策，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譬如趙武靈王末期的政變，以及後世的明成祖朱棣政變；第三種便是破壞力最強的惡性政變，其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後的趙高李斯政變。

這場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是由其主要發動者的特質決定的。這一政變的軸心人物是趙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體謀求目標不同，但目標的根基點相同：都是為了謀求最大的個人利益，或為私慾所誘惑。其最為關鍵的李斯與趙高，都是帝國的赫赫功臣，趙高掌內廷大權，李斯掌國政大權，既有足夠大的權力影響，又有足夠大的社會聲望，同時更有改變始皇帝既定意志的權力手段。

然則，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並不在於政變開始與過程中的權謀與惡欲，而在於政變成功之後的再度惡變。若胡亥即位後，趙高與李斯同心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經在始皇帝在世時開始了的適度寬政，減少徭役徵發，而避免了農民的突發暴動，這場政變完全可能成為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然則，事情沒有按照正常的邏輯發展，而是再度惡變，大大偏離了李斯捲入政變的初始預期。這裡，決定性的誘發因素又變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後，低能愚頑的享樂意識大發作，進一步誘發了趙高全面操縱國政的野心，並最終導致了趙高再次發動政變殺了胡亥。在這再度惡變的過程中，李斯幾欲掙扎，幾欲將國政扳回常態，然由於已經與帝國權力層的根基力量疏遠，李斯的努力顯得蒼白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