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國“暴政”，並極其武斷地以此作為秦亡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歷史事實依據，又與高階文明時代的審視理念顯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就歷史觀而言，我們不否認秦政與秦亡的內在聯絡，我們更對基於探究歷史經驗教訓而研究秦亡與秦政之間的因果聯絡，表示由衷的敬意。我們只對缺乏歷史依據的“暴政亡秦”說給予必須的否定，並客觀公正地論述我們的理念。

要探究秦亡奧秘，首先得明確兩則根基。

其一，將作為文明體系的帝國創造物——秦政體系，與作為權力主體的秦帝國區別開來，建立一種明確的認知：權力主體之與其文明創造物，是兩個具有不同執行邏輯的各自獨立的主體。兩者之間有聯絡，但並無必然的興亡因果關係。秦帝國的速亡結局，並不必然證明其文明體系（秦政）的暴虐。秦二世趙高政權的暴虐殺戮，只是帝國權力主體在歷史延續中的變形，而不是作為帝國創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其二，探究秦帝國滅亡奧秘，必須從高階文明時代應當具有的歷史高度，透視解析那個特定時代的廣闊的社會歷史聯結，尋覓導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為深廣的社會因素。任何簡單化的方式，都只能重新陷入歷史的煙霧之中。

從史料角度說，基本事實是清楚的，秦亡並無秘密可言。秦亡原因的探究，更多側重於對既定歷史事實以高階文明時代的價值理念給予分析與認定，而不是呈現新的史料證據，提供新的歷史事實。這裡的前提是：我們這個民族對歷史事實的記述是大體完整的，沒有重大遺漏的，歷代分歧甚或煙霧的形成，原因不在事實不清，而在是非不明。

綜合當代所能見到的全部基本資料，我們可以認定：秦帝國突然滅亡，有兩個最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發政變所導致的中央政權突然變形；其二，是戰國傳統所形成的巨大社會慣性，導致整個社會迅速地全面動盪。突發政變是秦亡的直接原因，戰國慣性則是秦亡的基礎原因。這兩個原因所涉及的歷史事實，大體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發政變，更是人人皆知的歷史事實。戰國傳統所形成的社會慣性，卻歷來為史家與社會所忽視，然也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是故，我們的探究重點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認知——高階文明時代所應當具有的歷史透析能力。

其一，突發惡性政變，導致中央政權結構全面內毀。

秦帝國在權力交接的轉折時期，突然遭遇惡性政變，歷史異數也。

異數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與突發性也。對於秦始皇之後的權力交接，歷代史家與社會意識都有這樣一個基本評判：若由長公子扶蘇繼位，秦帝國的歷史命運必然大不相同。其時，扶蘇的品性與才具已經得到了天下公認，“剛毅武勇，信人奮士”，已經具有了很高的社會聲望，連底層平民陳勝吳廣等尚且知之，朝廷郡縣的大臣吏員更不用說了。當時的始皇帝與天下臣民，事實上已經將扶蘇作為儲君對待了。儘管在施政寬嚴尺度上，扶蘇的寬政理念被更看重複闢嚴重性的始皇帝否定了，但就其實際處置看，扶蘇的重要性絲毫沒有減弱。當此之時，歷史卻突兀地呈現出一幅最荒誕的畫面：始皇帝突然死於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國的二世皇帝！

這一突兀變化的成因，及其演進環節所包含的具體因素，始終無法以常理推斷。幾乎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是突發的，幾乎任何一個因素都是突然變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預料的邏輯性。突發性與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覺地產生一種歷史幻覺：莫非這當真是古人所謂的天意？

透析這場政變對秦帝國的直接的全面的內毀，認識其突發性與偶然性這一特質，是極其重要的。唯其突發，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議，才有了秦帝國中央政權的堅實結構迅速瓦解崩潰，才有了帝國臣民依然本著奉公守法的傳統精神，在連番驚愕中不自覺接受了權力軸心極其荒誕的惡性作為。惡性政變突發，農民暴動又突發，秦帝國所有足以糾正中央惡變的政治力量，都因為沒有起碼的醞釀時間，而最終一一宣告失敗。從根本上說，政變的突發性與農民舉事的突發性聚合，決定了其後帝國命運的殘酷性。這場突發政變所匯聚的歷史偶然性因素，大體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確立扶蘇為太子，偶然性一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堅執進行最後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蘇北上九原監軍，偶然性三也。

始皇帝最後一次大巡狩，於諸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