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或在兩千多年後的今日，我們依然能在貧瘠國度與地區看到此種現象的重演。

其二，豪俠尚亂，慷慨悲歌。唯其生計多動盪，則生存競爭必激烈，唯其競爭激烈，豪傑任俠必多出，競爭手段必空前殘酷。所謂人民強直而狠毒（懻忮），所謂高氣勢而重義氣，所謂報仇過直，皆此之意也。在一切都處於自然節奏的古典社會，若無堅韌徹底的法治精神，則法治實現難度極大。其時，社會正義的實現與維持，必然需要以豪傑任俠之士的私行來補充。唯有如此社會需要，趙國才會出現民多豪俠的普遍風氣，其豪俠之士遠遠多於其他國度。豪俠多生，既抑制了法治難以盡行於山野所可能帶來的社會動盪，又激發了整個社會的“尚亂”之風。尚亂者，崇尚私刑殺人也。對於政治而言，私刑殺人就是妄誅妄殺，就是連綿不斷的兵變政變。

《呂氏春秋·介立篇》有一則評判雲：“韓、荊（楚）、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眾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今此相為謀，豈不遠哉！（要如此人等同心謀事，顯然是太遠了啊！）”呂不韋曾久居趙國，如此評判趙國將帥貴人與士卒眾庶，當是很接近事實的論斷。

唯有如此社會土壤，才有如此政治土壤。

唯有如此政治土壤，才有如此亂政頻仍。

中國古典思想史上的兩大驚人論斷，都是趙國思想家創立的。

慎到，首創了忠臣害國論。荀況，首創人性本惡論。

這是發人深思的歷史現象。

慎到者，趙國邯鄲人也。其主要活動雖在齊國稷下學宮與楚國、魯國，然其思想的形成發展不可能脫離趙國土壤。慎到是法家中的勢治派姑且不說，其反對忠臣的理論在中國古典思想史上堪稱空前絕後。慎到之《知忠》篇雲：“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臣也！治國之中，顯君之臣，非獨能盡忠也！治國之人，忠不偏於其君。亂世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亂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慾忠者不絕世。比干子胥之忠，毀瘁君主於閣墨之中，遂染弱減名而死。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桀有忠臣而罪盈天下……將治亂，在於賢使任職，而不在於忠也。故，智盈天下，澤及其國；忠盈天下，害及其國！”

以當代觀念意譯慎到之《知忠》篇，是說：亂世亡國之臣中，不是沒有忠臣。而治國能臣，更不都是盡忠之臣。治國之能才，應當忠於職守，而不是忠於君主。亂世之庸人，則忠於君主，而不忠於職守。人世治亂，想做忠臣者不絕於世。譬如比干、伍子胥那樣的赫赫忠臣，最終卻只能使君主毀滅於廟堂，自己也衰竭而死。所以，忠臣未必能救亂世，卻能使謬誤成風。官員當忠於職守，而職守不能越過自己的職位。而忠臣自以為忠於君主而到處插手，反而將朝政搞亂。所以，夏桀不是沒有忠臣，其罪惡卻瀰漫天下。治國在於賢能，而不在於忠。所以，能才彰顯天下，國家受益；忠臣彰顯天下，國家受害！

慎到反對忠臣之論，其論斷之深刻精闢自不待言。我們要說的是，這一理論獨生於豪俠尚亂的趙國而成天下唯一，深刻反映了趙人不崇尚忠君的部族秉性。唯其如此，趙國政變迭生，廢立君主如家常便飯，當可得到更為深刻的說明。

荀況也是趙人。其《性惡》篇雲：“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縱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荀子性惡論的提出，是為了論證法治產生的必然性，其偉大自不待言。中國只有在戰國之世，才能產生如此深刻冰冷的學說。我們要說的仍然是，此論獨生於趙國思想家，生於豪俠尚亂的社會土壤所誕生的思想家，在某種意義上，它深刻反映了趙人之地域性格中不尚善而尚惡的一面。唯其有尚惡之風，故趙國之亂政叢生有了又一註腳。

強大的趙國已經轟然崩塌於歷史潮流的激盪之中。

但是，這個英雄輩出的國家曾經爆發的燦爛光焰，將永久地照耀著我們的靈魂。

第七章　迂政亡燕

一、燕雖弱而善附大國　當先為山東剪除羽翼

秦王嬴政離開邯鄲之前，在行營聚集大臣將軍做了重要會商。

會商事項只有一件：秦軍滅趙之後，是南下滅魏還是北上滅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