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身為秦王贏政之世的秦國上將軍，王翦的天下之心，已經超越了前代的司馬錯與白起。也就是說，王翦籌劃秦國征戰，已經不再是司馬錯白起時期的攻城略地之戰，而是一統天下的滅國之戰了。以戰國話語說，此乃長策大略之別也。用今人話語說，這是戰爭所達成的政治目標的不同。

目標不同，必然決定著戰爭方式的不同。

從大處說，這種不同主要在於三處：其一，攻城下地而不壞敵國。此前，包括秦國在內的各國間的所有戰事，都帶有破壞敵國根基的使命。司馬錯破六國合縱，焚燬天下第一糧倉敖倉；白起攻楚，火燒彝陵；樂毅破齊，盡掠齊國財貨……凡此等等，皆為戰國兵爭之典型也。從戰事角度說，這種仗顧忌少，得利明顯，在同樣條件下好打許多。而王翦麾下的今日秦軍則不然，所攻邦國的城池土地人民，實際便是日後與自己同處一個國家的城池土地人民。如此，自然不能無所顧忌地燒殺搶掠。此等不同，必然須得以改變種種戰法，並重新建立軍法，來實現這種由掠奪戰向滅國戰的轉變，其中艱難，自不待言。

其二，擊潰敵軍，而未必全殲敵軍。秦為耕戰之國，以斬首記功的律法，已經延續一百餘年。此等律法之基礎，固然在於激勵士卒戰心，同時，也在強烈地強調一種戰法——完全徹底的斬首殲滅戰！長平大戰，白起大軍一舉摧毀趙軍五十餘萬，俘獲二十餘萬而坑殺之。其根本，深藏在這種全殲敵軍的酷烈戰法之中。而今日秦軍，卻不能如此了。理由只有一個，所有作戰國的軍兵人口，都將是秦國臣民，都將是未來一統大國的可貴人力，恣意殺戮，只能適得其反，給未來一統大國留下無窮後患。這一變化，對素以斬首殲滅戰為根基的秦軍，其難度是異常巨大的。

其三，不能避戰，必須求戰。歷來戰事，多以種種因素決定能否開戰。若對己方不利，則應多方尋求避戰。然則，一統天下之戰不同，無論敵國是否好打，都必須打。不能摧毀敵國之抵抗力，則敵國必然不會自己降服。唯其如此，不經大戰而能滅國，亙古未聞也！兵法所云之“不戰而屈人之兵，上之上也”，在相互對抗的區域性戰事中，這是有可能實現的。譬如以強兵壓境，迫使對方不敢大戰而割地求和等等。然在滅國之戰中，事實上是不可行的。也就是說，要一個國家滅亡而又企圖使其放棄最後的抵抗，至少，亙古至今尚無成例。夏商周三代以來，沒有不戰而能一統天下者，而只有經過真實較量打出來的一統天下。

在秦國君臣之中，可以說，王翦是第一個清醒地看到這種種不同的。

“滅國必戰，戰而有度。”這是王翦對大將們宣示的八字方略。

自滅趙大戰之後，王翦已經是天下公認的名將了。作為戰國兵家的最後一個大師，尉繚子曾經備細揣摩了王翦在秦軍中的種種舉措，深有感喟道：“王翦之將才，與其說在戰場制勝，毋寧說在軍中變法也！有度而戰，談何容易！”以後來被證明的史實說話：秦一天下，王翦三戰，滅趙滅燕滅楚，恰恰是最為關鍵的三次大戰；趙最強，燕最老，楚最大；三次大戰，王翦都以其獨有的強毅、堅韌、細膩的戰法順利滅國。不戰則已，戰則沒有一次驚心動魄的大反覆。這是後話。

面臨燕國局勢，王翦所憂者，在於秦國廟堂對“滅國必戰”尚無清醒決斷。王翦很清楚，由於燕國熱誠謙恭，獻地獻人加稱臣，使秦王與李斯尉繚等一班用事大臣，不期然生出了另外一種期冀實現的謀劃：以燕國不經兵戈而臣服，給天下一個垂範警示——只要各國能如燕國這般臣服，便可保留部分封地，以邦國的形式存留社稷！當王翦接到待命王書，也知道了秦王將以春朝九賓大禮接受燕國稱臣盟約時，閃過心頭的第一個想法便是：秦王有懷柔天下之意了，如此可行麼？此等疑慮，王翦並沒有再度上書申明，他覺得應該看看再說。畢竟，秦王與王綰、李斯、慰櫞等一班廟堂運籌君臣，都不是輕易決策之庸才，如此部署，或可能有意料不到的奇效。再說，駐守北邊的蒙恬也沒有信使與他會商。這說明，蒙恬是沒有異議的。既然如此，等得幾個月無妨。無論如何，在秋季最佳的用兵季節到來之前，必然會有定論的。

可是，事情竟迅速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荊軻赴秦，途經易水，太子丹率心腹白衣白冠送別的秘密情形，王翦的反間營探聽得一清二楚。當時，王翦對此事的評判是：燕太子丹臣服秦國而儲存社稷，很可能只是與這個上卿荊軻的密謀，未必得到燕王喜與一班元老世族之首肯，故有秘密送別之行，故有壯烈悲歌之聲。果真如此，燕國廟堂不久必有內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