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文明框架的構成，其國家行為的特質，都取決於久遠的族性傳統，以及這種傳統所決定的認識能力。而族性傳統之形成，則取決於更為久遠的生存環境，及其在這種獨特環境中所經歷的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這種經由生存環境與重大事件錘鍊的傳統一旦形成，便如人之生命基因代代遺傳，使其生命形式將永遠沿著某種頗似神秘的軸心延續，縱是興亡沉浮，也不會脫離這一內在的神秘軌跡。

唯其如此，部族的族性傳統決定著其所建立的國家的秉性。

趙人之族性傳統，勇而氣躁，烈而尚亂。

趙人族性根基與秦人同，歷史結局卻不同。這是又一個歷史奧秘。

秦趙族性之要害，是“尚亂”二字。何謂亂？《史記·趙世家》所記載的韓厥說屠岸賈做了最明確界定，韓厥雲：“妄誅謂之亂。”在古典政治中，這是對亂之於政治的最精闢解釋。也就是說，妄殺便是亂。何謂妄殺？其一不報國君而擅自殺戮政敵，其二不依法度而以私刑復仇。妄殺之風濫觴，在國家廟堂，是無可阻擋的兵變政變之風，動輒以密謀舉事殺戮政敵的方式，以求解脫政治困境，或為實現某種政治主張清除阻力。在庶民行為，則是私鬥成風，不經律法而快意恩仇的社會風習。此等部族構成的國家，往往是剛烈武勇而亂政叢生，呈現出極不穩定的社會格局，戲劇性變化頻繁迭出，落差之大令人感喟。

依其族源，秦趙同根，族性同一。而在春秋之世至戰國前期，也恰恰是這兩個邦國有著驚人的相似：廟堂多亂政殺戮，庶民則私鬥成風。然則，在歷史的發展中，秦部族卻因經歷了亙古未有的一次重大事件而革除了部族痼疾，再衍生出一種新的國風，從而在很長時期內成功地避免了與趙國如出一轍的亂政危局。這個重大事件，便是商鞅變法。歷史地看，商鞅變法對於秦國具有真正的再造意義——沒有商鞅這種鐵腕政治家的戰時法治以及推行法治的堅定果敢，便不能強力扭轉秦部族的烈亂秉性。事實上，秦國在秦獻公之前，其政變兵變之頻繁絲毫不亞於趙國，其庶民私鬥擅殺風習之濃烈更是遠超趙國而成天下之最。唯橫空出世的商鞅變法，使秦部族在重刑威懾與激賞獎勵之下洗心革面，最終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結舌的可怕力量。始皇帝之後，秦部族又陷入亂政濫殺，最後一次暴露出秦部族的烈亂痼疾，這是後話，容在秦帝國滅亡之後探討。

趙國沒有經歷如此深徹的強力變法。

趙氏部族的烈亂秉性沒有經由嚴酷洗禮而發生質變。

是故，趙部族的亂政風習始終伴隨著趙國，以致最終直接導致其滅亡。

大略回顧趙部族的亂政歷史，可以使我們清晰地看到趙國滅亡的內因。

遠古之世，趙秦部族與大禹部族是華夏東方最大的兩個部族。趙秦部族能記住名字的最遠祖先是大業。這個大業，便是後來被視為決獄之聖的皋陶大業即皋陶，見沈長雲等《趙國史稿》之考證。。第二代族領是伯益。在皋陶、伯益時代，趙秦部族與大禹部族結成軸心盟約，發動並完成了遠古治水的偉大事業。治水之後，大禹建立了夏王國。已經明確為大禹繼任者的伯益被大禹的兒子啟密謀處置，不知所終。由此，趙秦部族與夏部族有了不可化解的仇恨。終夏之世，趙秦部族不參夏政，遊離於夏王國主流社會之外而獨立耕耘漁獵。夏末之世，商部族發動聯絡各部族滅夏，趙秦部族立即呼應，加入反夏大軍並在鳴條之戰中與商部族聯合滅夏。其後，趙秦部族便成為商王國的方國諸侯之一。在商王國時代，趙秦部族兩分：其中主力一支以飛廉、惡來父子為先後首領，成為商王國鎮守西陲的方國部族；一支仍居中原腹地。隨著周武革命而滅商，趙秦部族的兩支力量分開了。鎮守西陲的一支因忠於商王國而疏遠周王國，遠避戎狄聚居的隴西地帶獨立耕牧，這便是後來的秦部族。仍居中原腹地的一支，卻因相對臣服周王國，其首領造父成為周穆王的王車馭手據史家考證，王車馭手地位很高，等同於大臣，並非尋常匠技庶人。，後來因功封於趙城，於是演變為周室功臣的趙部族。

西周末期，秦趙兩部族的命運發生了驚人的顛倒：秦部族應周太子（周平王）之邀，浴血奮戰殺敗戎狄平定鎬京之亂，成為東周的開國諸侯；趙部族卻在很長時間內，依然是蝸居晉地的尋常部族。

以上之趙氏歷史，可稱為先趙時期。

春秋（東周）中期，趙部族在晉國漸漸發展起來。及至趙衰、趙盾兩世，由於輔佐晉文公霸業極為得力，趙氏部族崛起為晉國的掌軍部族。從趙盾時期開始，趙氏部族成為晉國的權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