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則，誰也沒有料到，秦國反應竟是如此迅雷不及掩耳，公祭風潮發端未及一月，便斷然出手。事前沒有任何徵兆，更沒有六國士商們熟悉不過的反覆折衝多方斡旋，全然迎頭棒喝，將涉祭者全數趕出秦國。如此嚴密，如此快捷，令習慣於朝事預洩的六國士商們如遇鬼魅，不禁毛骨悚然！但是，真正令山東士商們無言以對處，卻在於：秦國依法處置，本國官吏庶民都概莫能外，違背秦法的外邦客商士子能叫喊自己冤枉麼？再說，秦國已經對山東六國發出了惡聲，再行滋擾不共戴天，哪國還敢出頭亢聲？作為商旅遊士後盾的邦國尚且猥瑣，一群商人士子又能如何？更有一層，商旅入秦，原本宗旨只是佔據大市以生財聚財，鼓盪議論乃至涉足秦國朝局，一則是本國密使縱容，二則是山東士商風習使然，實非商旅本心所願。及至鼓盪未成而遭驅趕，商旅們才驀然明白，自己將失去天下最具活力的最大商市，豈非捨本逐末大大的得不償失？發端主事的鉅商大賈還則罷了，左右在其他國家還有商社根基。一班隨波逐流捲入風潮的中小商人們，便是切膚之痛了：一店在秦，離開咸陽沒了生意，回到故國重新開張，卻是談何容易，單是向官府市吏行賄的金錢便承受不起，哪有在秦國經商這般省心？

種種痛悔之下，誰還有心再去聚會商議鼓搗秦國？

一時寒涼蕭瑟，偌大尚商坊死沉沉沒了聲息。

老秦人則是另一番景象。王書文告流傳開來，庶民們始則默然，繼而紛紜，思前想後，鄰里們相互一番說叨，竟紛紛生出了悔恨之意。平心而論，呂不韋寬政緩刑固然好，可也並沒有帶來多少實在好處，老百姓還不照樣得靠耕耘靠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