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維護秦國傳統：“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議君！”另一反對派大臣杜摯則雲：“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兩派激烈爭論，都沒有涉及變法之具體內容，而都緊緊扣著一箇中心——如何對待本國的政治傳統？成法該不該變？商鞅的兩次反駁很犀利，很深刻。

商鞅反駁甘龍雲：“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惡。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製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商鞅反駁杜摯雲：“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也！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制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必多是也。君無疑矣！”

商鞅的求變圖存理論，是戰國時期變法理論的代表。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國家的變法派能否成功，既取決於其變法內容是否全面深刻，又取決於對該國政治傳統背叛的深刻程度。唯其商鞅自覺清醒，而能說服秦孝公決然地拋棄舊的政治傳統，在秦國實行全面深刻的變法。由此，秦國強大，秦國確立起了新的政治理念，從此持續六世之強而統一華夏。

燕國則不同，樂毅與燕昭王的變法沒有任何理論準備，沒有對燕國的政治傳統進行任何清理，只是就事論事地進行整頓吏治、休養生息、訓練新軍等等事務新政。顯然，這種不涉及傳統或者保留了舊傳統的表面變革，不可能全面深刻，也不可能穩定持續地強大，一旦風浪湧起，舊根基舊理念便會死灰復燃。

燕國的悲劇，就在這種迂政傳統的反覆發作之中。

無論是處置實際政務，還是處置君臣關係，燕國君王的言論中都充滿了大而無當的王道大言，於實際政見之衝突卻不置一詞。王顧左右而言他，誠所謂也！燕惠王尤其典型，對樂毅離燕的德義譴責，根本不涉及罷黜樂毅的冤案與對齊國戰略失誤的責任承擔；對樂閒離燕的德義譴責，如出一轍地既不涉及對趙方略之反思，又不涉及樂閒離趙的是非評判，只是大發一通迂闊之論，繞著誰對不起誰做文章。兩千餘年後讀來，猶覺其絮叨可笑，況於當時大爭之世焉！司馬遷在《史記·燕召公世家》之話感慨雲：“召公夷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司馬遷將燕國長存之原因，一如既往地歸結於“天下陰德”說，姑且不論。然則，司馬遷對燕國滅亡之原因，卻沒有涉及。

這，正是我們關注的根本所在。

第八章　失才亡魏

一、一旅震四方　王賁方略初顯名將之才

兵士們尚在構築營壘，王賁接到了秦王的緊急書令。

五萬精銳鐵騎從燕國兼程南來，一路四日始終沒有咸陽王使的路令，這教王賁很是有些意外。秦軍但凡兩萬人以上出動便是例行重兵，其進軍使命、糧草補給、民力征調、駐地日程等都有明白無誤的法度照應。往往越是機密用兵，事先確定行兵方略就越是詳盡。期間種種具體事宜，幾乎隨時都會在路途接到相關書令，此所謂路令。王賁此次南下是奉王命回兵，王翦幕府不再對其節制，所需要的只是依照咸陽王命行事。然在薊城大營，姚賈所持的王書以及姚賈轉述的事實，所申明的都是調兵的大略緣由，大軍南下的一應具體事宜隻字未提。王賁以機密軍務之成例行事，上路半日後向姚賈請命行程方略。不料姚賈淡淡一笑道：“老夫只管調兵，餘皆未奉成命，少將軍只能自決了。”因了父親王翦的原因，軍中皆呼王賁為少將軍，姚賈自不例外。聽姚賈如此一說，王賁這才認真起來，在大軍歇馬冷炊的半個時辰裡立即做出了決斷：兼程南下，直抵洛陽東南的伊闕要塞。姚賈問其故，王賁只說了一句話：“伊闕咽喉，兼顧南北。”

如今堪堪趕到伊闕，幕府還沒有搭建起來王命便到，說明秦王對南下大軍的行止是十分清楚的。果真如此，一直沒有路令便令人有些費解。然王賁顧不得多想，對中軍司馬匆匆交代了幾句軍務，飛身上馬去了。不遠處駕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