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與《韓非子》都記載了這次事件的四個關鍵人物的關鍵言論很能說明一問題。

第一個關鍵人物，當然是姬噲。從他與其他臣子的應對中完全可以看出姬噲最關注的是兩件事：一則是如何使自己成為聖王，二則是如何使燕國像齊國一樣王天下。應該說，姬噲的動機無可厚非。但是，在變法強國成為潮流的時代，姬噲沒有想如何搜求人才變法強國，卻一味在聖王之道上打圈子，不能不說，這是燕國的迂政傳統起了決定性作用。

第二個關鍵人物是子之。《韓非子·內儲說上》記載了子之一次權術行為：“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日：‘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門外），回報日：‘有。’子之依此知左右之誠信。”後來的趙高指鹿為馬以測試同黨，完全與子之權術相同。這件事可以看出，子之並非是商鞅樂毅那般具有治國信念的變法人士，而是具有政治野心的權術人物。後來，子之當政而國家大亂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第三個關鍵人物是蘇代。蘇代是蘇秦的弟弟，入燕後與子之結盟，成為促成子之當政的關鍵人物之一。蘇代促成姬噲決策重用子之的言論，《史記》的記載是：蘇代出使齊國歸來，姬噲問齊王其人如何？蘇代回答說，必不能成就霸業。姬噲問，為什麼？蘇代回答說，齊王不信其臣。蘇代的目的很明顯，“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顯然，這是一筆很不乾淨的政治交易，蘇代騙術昭然。《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記載相對詳細，蘇代著意以齊桓公放權管仲治國而成就霸業為例，誘姬噲尊崇子之，姬噲果然大為感慨：“今吾任子之，天下未知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可見，蘇代促成姬噲當權的方式，具有極大的行騙性，說蘇代在這件事上做了一回政治騙子，也不為過。而姬噲的對應，則完全是一個政治冤大頭在聽任一場政治騙術的擺弄，其老邁迂闊，令人忍俊不能。

第四個關鍵人物是鹿毛壽。此人是推動姬噲最終禪讓的最主要謀士，其忽悠術迂闊遼遠，繞得姬噲不知東南西北。鹿毛壽對姬噲的兩次大忽悠，《戰國策》與《史記》記載大體相同。第一次提起禪讓，鹿毛壽的忽悠之法可謂對症下藥。鹿毛壽先說了一個生動的故事：堯讓許由，許由不受。於是，“堯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堯名實雙收，既保住了權力，又得到了大名。無疑，這對追慕聖王的姬噲是極大的誘惑。之後，鹿毛壽再擺出了一個誘人的現實謀劃：“今王以國相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如是，王與堯同行也！”姬噲素有聖王之夢，叉能名實雙收，立即認同．將舉國政務悉數交給了子之。顯然，這次交權還不是子之為王。於是，過了幾多時日，鹿毛壽又對姬噲第二次忽悠設謀。鹿毛壽說，當初大禹禪讓於伯益，卻仍然教太子啟做了大臣。名義禪讓，實際上是教太子啟自己奪位；今燕王口頭說將燕國交給了子之，而官吏卻都是太子的人，實際是名讓予之，而太子實際用事（掌權）。顯然，這次是鹿毛壽奉子之之命向姬噲攤牌了，忽悠的嘴臉有些猙獰．大約姬噲已經有了聖王癖，或者已經是無可奈何，於是立即作為．將三百石俸祿以上的官印（任免權）全數交給了子之。之後，姬噲正式禪讓。“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反）為臣。”

在治國理念與種種政治理論都已經達到輝煌高峰的戰國之世，一個大國竟然出現瞭如此荒誕的復古禪讓事件，其“理論”竟然是如此的迂闊淺薄，實在令人難以理解。這一幕頗具黑色幽默的禪讓活劇，之所以發生在燕國，而沒有發生在別的任何國家，其重要的根源，便是燕國的王道傳統之下形成的迂政之風。燕國君臣從上到下，每每不切實際，對紮紮實實的實力較量感到恐懼，總是幻想以某種貌似莊嚴肅穆的聖王德行來平息嚴酷的利益衝突，而對真正的變法卻退避三舍敬而遠之。這種虛幻混亂的迂政環境，必然是野心家與政治騙子大行其道的最佳國度。

再說燕國破齊之迂。

燕國最輝煌的功業，是樂毅變法之後的破齊大戰。對於燕昭王與樂毅在燕國推行的變法，史無詳載。從歷史實際進展看，這次變法與秦國的商鞅變法遠遠不能相提並論，其主要方面只能是休養生息、整頓吏治、訓練新軍幾項。因為，這次變法並沒有觸及燕國的王道傳統，更不能說根除。變法二十八年之後，燕國發動了對齊國的大戰。樂毅世稱名將，終生只有這一次大戰，即六年破齊之戰。燕國八百餘年，也只有破齊之戰大顯威風，幾乎將整個齊國幾百年積累的財富全部掠奪一空。否則，燕國後期的對趙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