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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們的“金光”（8）

繪畫共同來源於喬託·邦多及其弟子的作品，它們似乎是亞西西方濟各會修道院的繪畫系列的一部分。雖然教堂壁畫的內容有基督的一生——離蒙古帝國一千多年，或聖方濟各的一生——時間上與蒙古時代短暫相接，但藝術家還是以蒙古人為作畫的主題，或以蒙古的服飾和裝束來描繪：“在壁畫群中，聖方濟各的生活完全被絲綢所包圍——無論是佈置房間，或是鋪飾假想的小路，幾乎每個場景都有彩色華麗的紡織物。”除了粗糙的絲綢之外，他們還描寫到精美的錦緞，它們深為蒙古人所喜愛，並作為禮物贈送給教皇和國王們。藝術家們把蒙古人置於各種基督教繪畫中，突出他們與眾不同的服裝、頭飾和大弓。中國的素描畫經過蒙古的商業活動而流行，以這種風格描繪的馬，開始出現在歐洲藝術品中。這些畫面表明，歐洲人在描繪多石峭壁和樹木時受到亞洲風格的巨大影響。歐洲藝術，在整個中世紀都是平面化和線性化的，如今它成為一種混合物，既非嚴格意義上的歐洲風格，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亞洲風格；這種以深刻、明亮、紡織和駿馬為主要特色的藝術，最終成為聞名遠揚的文藝復興藝術。

藝術家描繪世界各地人物的容貌，這些人物形象本身可能只是表現出藝術家們的一種新意識，但是在帕多瓦　一幅1306年的“基督聖袍”畫中，不僅禮袍是採用蒙古人的樣式和布料製成的，而且其金色邊紋也是用蒙古文字來描繪的，它們就是忽必烈汗欽定的、呈四方形的八思巴字。在同一所教堂中還有一幅“不貞的罪惡”，畫中有一個戴著遮陽帽的婦女，而這種帽子又是忽必烈汗所喜愛的款式。在畫中，《聖經·舊約全書》中的先知們，捧著多卷展開的古書，上面的正文難以辨認出是蒙古原稿，但字跡和衣服卻是來自於忽必烈汗朝廷的，這就暗示我們：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和蒙古帝國之間的關係是不可否認的。

在蒙古人的容貌和手稿開始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藝術中時，同樣地，蒙古的觀念也開始出現在那個時代的文學、哲學著作中。蒙古觀念和政策的本質集中體現在德國傳教士尼古拉·庫薩的作品中，他那篇寫於1440年的散文《博學的無知》可能被認為是歐洲文藝復興的開端。在君士坦丁堡陷於奧斯曼土耳其人之手前夕，他還在那裡花時間處理教會事務，他後來的作品揭示出，他非常熟悉波斯、阿拉伯和蒙古文化的觀念。1453年，他撰寫長篇散文《信仰的和平》，其中，他虛構出十七個民族和宗教代表人物的對話，討論關於促進全球和平諒解的最佳途徑。作者對蒙古宗教思想體系的認識絕不是表面上的，他引用韃靼代表形容自己民族的話，那位代表說自己的民族是“一群數量眾多而性格純樸的人民，崇拜一個至高無上的上帝，對其他人舉行的各種禮拜儀式感到吃驚，儘管那些人與他們崇拜同一個上帝。他們嘲笑基督徒、阿拉伯人和猶太教徒去除邪念時所採用的習俗：有些人在額頭標上印記，有些人則接受洗禮”。作者也記錄下蒙古人對基督教祭祀儀式和神學的疑惑，特別是“在各種各樣的祭品中，有很多基督教的祭品，包括信徒提供的麵包和酒，基督徒說這是基督的肉體和鮮血。在供奉之後他們飲食了這些祭品，這種行徑似乎令人憎惡，因為他們吞吃了他們所崇拜的聖物”。

在辯論中，虛構的韃靼人準確重複了蒙哥汗對法國使者所說的話——這是他在譴責世界各宗教之間有害的敵對行為時所說的：“遵守上帝的戒律是正確的。但是猶太人說他們已經接受了摩西的戒律，阿拉伯人說他們有穆罕默德的戒律，而基督徒說有耶穌的戒律，這裡也許還有尊崇各自先知的其他民族，他們也聲稱手中捧著上帝的訓令，如此一來，我們怎樣才能達成和諧一致呢？”蒙古人回答說，真正的宗教和諧，只有在國家權力之下，透過包容所有宗教才能實現。

蒙古的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