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啟蒙思想的傳播，人權、平等思想逐漸普及，讓歐洲社會改變了對猶太人的歧視，但這只是表象。

不管人類的文明多先進，人類社會的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法則不會改變。

歐洲人基於平等自由博愛的理念給了猶太人平等讓猶太人獲得“解放”的認識，另有玄機。

猶太人之所以能取得所謂的平等，最根本的原因，是因歐洲生產力在快速進步，伴隨而來的商業交換的需求不斷高漲，歐洲文明圈還需要利用猶太人的商業才能。

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體系的發展，各國生產力水平提高，國力增強，而這些資源大都掌握在本國主體民族的資本家和政府手中。

政治上，歐洲各國開始整合，中小型封建領主逐漸瓦解，各國中央政府的權力逐漸增強；國家間的兼併也日漸頻繁，國家規模擴大。這種資源和權力的雙集中，大大增強了歐洲各國政府和主體民族的實力，猶太人對其的威脅性也就相應減弱。

如此，給猶太人一定權利，激發他們的商業潛能，這對歐洲各國的文明進步更有益。

這才是猶太人在19世紀大翻身的真正原因。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猶太人依靠其商業基因，得到歐洲人眼的另眼相待。

但到19世紀末期，猶太人的生存環境又開始逐漸惡化。

隨著工業革命的爆發，歐洲文明進入鼎盛期，擁有了對世界其他板塊的碾壓優勢。

歐洲瓜分了世界，地球上太多地區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

而此時，歐洲的商業模式也在發生變化：歐洲宗主國與其殖民地間的貿易，逐漸成為當時商業交流的主體，歐洲各國間的商業交流在經濟中所佔的份額相對下降。

這種改變，大大降低了猶太人的存在價值。

原本在歐洲各國之間制衡中需求發展的猶太人又陷入了困境。

但宗主國——殖民地體系下，先前與猶太人商業上的“公平合理”的規則不復存在。

宗主國在殖民地上巧取豪奪，再將它作為商品傾銷地。這種掠奪——傾銷模式的維繫，本質上靠的不是正常商業規則，而是宗主國的政治軍事強權。

猶太人雖擅長經商，在宗主國——殖民地體系下，歐洲各國不需要猶太人來獲得商業利益，商業規則也可以不問不顧，以前的公平買賣變成了強搶掠奪。

猶太人的生存技能受到威脅，猶太人的重要性相應下降。

當然，在宗主國——殖民地的商業規則極端粗暴，但在歐洲內部的“文明地區”商業行為，還須嚴守規則。只不過，猶太人在歐洲內部的商業活動，不僅沒有給他們帶來福音，反而激發了“反猶主義”。

隨著工業時代的到來，歐洲各國經濟上紛紛工業化，政治上邁入帝國體制，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大大加強。

同時，帝國體制下，出於全球利益的爭奪，各國之間的矛盾也大大激化，戰爭的風險和激烈程度大大增加。

如此一來，歐洲各國需加強內部整合，集中資源，以確保在戰爭中獲勝。而這種內部整合又分為兩種：

其一，物質層面，將盡可能多的社會資源集中到政府手中，以供對外博弈。

其二，精神層面，增強國民的凝聚力和國家民族意識，讓他們願意為國奉獻。

而猶太人在這兩種整合力之外。

第一，猶太人的民族和文化獨立性，與各國的主體民族不同，雖然擁有了公民權，但其長期的漂泊之心談不上對所在國有奉獻精神。

其二，猶太人商業上聚斂了大量財富，文化獨立性非同一般民族科比，又常常有固定的圈子，形成國中之國，這阻礙了政府對其所擁有資源的掌控。

對國家來說，除開收納這群人的稅收外，不可能掌控他們的財富和思想，便成為了對其無多大用處之人。

因商業環境的變化，身處19世紀末期的猶太人，非但不能透過自身商業活動，推動所在國經濟進一步發展，反而成為攫取其物資財富，又不想承擔任何國民義務的吝嗇鬼，最關鍵還無任何政治權利。

有錢無勢，沒有多少利用價值的猶太人的命運註定是悲劇。

當國家形勢趨於穩定時，那在文明國度裡，礙於面子反猶或許還只是一種思潮。然而，一旦某國爆發戰爭，均需不足，要聚斂社會財富時，猶太人自然而然成為眾矢之的。

這也導致了**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

透過極端反猶，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