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結者】 五代亂局終於被趙匡胤終結，新興的大宋王朝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的覆轍，這與趙匡胤的一系列改革密不可分。趙匡胤的改革可以看做是柴榮改革的延續，對外遵從“先南後北，先易後難”的國家戰略，對內則貫徹強幹弱枝的加強中央集權的改革。 而至於基建狂魔、勸課農桑、整頓吏制、關愛百姓等等，就不再一一贅述，趙匡胤是個合格的好皇帝，故而有“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說，把趙匡胤與秦始皇、漢武帝和唐太宗相提並論，成為皇帝圈的第一梯隊，即便再加上堯舜禹湯文武，趙匡胤同志也是中國古代明君聖主TOP10。 我們把重點聚焦在趙匡胤加強中央集權的改革上，做個簡單地系統性梳理，從中窺探宋朝如何革除了藩鎮割據的頑疾，從而由分裂走向統一的。 能夠正確的提出問題，問題就已經解決了一半。殘唐五代之亂，藩鎮割據只是表象而非根源，其根本原因是“強地方、弱中央”的畸形政治生態。自唐末以來，幾乎所有的皇帝都在朝這個方向努力，卻只有趙匡胤成功了。 削藩，歷來是封建王朝的棘手難題，面對這道難題，趙匡胤遵循了智囊趙普提出的十二字方針——“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 一，稍奪其權 1，奪其司法權 961年5月，金州發生了一個刑事案件，這便是“馬漢惠案”。馬漢惠是金州的一個地痞無賴，橫行霸道、無惡不作，他的父母和弟弟無法忍受，於是大義滅親，將其殺死，為民除害，然而當地的防禦使和判官卻以故意殺人罪將其父母和弟弟斬殺。 藩鎮擁有今天法院、檢察院的權力，在五代時是習以為常的，甚至是約定俗成的潛規則。而趙匡胤卻怒其執法過嚴，而將防禦使仇超等人除名，並流放扶海島。 透過現象看本質。趙匡胤怒的並不是他們的“過嚴”，而是他們的“執法”，擅專。地方官員，特別是藩鎮軍閥，充其量只能扮演中級人民法院的角色，死刑必須奏報中央朝廷，由高階人民法院、檢察院核准。 透過“馬漢惠案”，趙匡胤向地方州縣傳遞了一個強烈的政治訊號：地方藩鎮充當土皇帝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同年8月，趙匡胤下詔，邊境軍營裡如有士卒犯了重罪，也要交付當地軍事法庭審理，長官不得隨意將其斬殺。也就是說，藩鎮將領和邊關統帥，不僅失去了對地方百姓的生殺大權，就連軍營裡計程車兵也不能隨意判罰處決了。藩鎮的權力被大大削弱。 後來趙匡胤又明確告訴宰相，說五代時期藩鎮跋扈，多濫殺，朝廷的刑部形同虛設，今後必須有所改觀，凡死刑必須上報刑部，由中央朝廷做最終裁決。 2，奪權歸地方 962年12月，趙匡胤下詔，在縣一級的行政單位中增設一名縣尉，主管捕盜及訴訟，再根據縣裡的人口增設弓手若干（不久之後又有所限制，見後文）。這是加強地方政府的權力，削減節度使等藩鎮的權力，同時又對地方行政長官的權力進行了分化和監管。 自殘唐五代以來，節度使多任命自己的親信為鎮將，理論上他們不能干涉地方事務，然而“理論上”從來都只停留在了理論上，事實與之常常背道而馳。他們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縣令及縣吏們全成了擺設，比如透過前文中的很多敘述，讓我們有一種錯覺，節度使等才是地方一把手，不僅是省軍區司令員，還兼著高官、市長、法院院長等。 如今，朝廷以紅標頭檔案的形式明確限制了節度使、鎮將的權力，讓州縣官府重新從藩鎮手中奪回了地方應有的權力。 3，稀釋地方權 963年，趙匡胤在諸州設定“通判”，小州置一人，大州置兩人，“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 通判既不隸屬節度使，也不隸屬地方，而是直接對朝廷負責，可以繞開節度使、防禦使等中間環節，直接向中央朝廷彙報工作、聽取指示，總覽州內軍民大小事務，差不多相當於“直轄”了。藩鎮少管事，中央多管事，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顯然，通判的職能範圍與節度使、地方政府等存在高度重合。也就是說，在上一條措施中，本來不屬於藩鎮卻被藩鎮長期霸佔的權力被歸還給地方政府，而這一條則使地方政府的權力被通判稀釋，從而以“直轄”的方式把權力收回到了中央朝廷。 這些“通判”們可謂福至心靈，對自己的角色設定和職場定位有著非常精準的把握。他們到任地方後，積極打壓地方官員，並將潛規則公開化，毫不避諱地公開揚言：“我，監州也，朝廷使我來監汝！” 有些事可以做，但有些話不能說，大家心照不宣，所以才叫潛規則。通判們有恃無恐，公開打壓地方官員，“長吏舉動多為所制”，其範圍之廣、程度之深、影響之惡劣，儼然成為一場波及全國各個角落的政治運動。官不聊生了屬於是。小主，這個章節後面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