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取士改革 隋唐以來，已經逐漸形成了科舉選士的制度，即透過公開、公平、公正的國考，來選拔國家公務員，理論上，百姓們可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看出身、不看財富、不看外貌，只要有才學，誰都有機會實現階級躍遷。 但是，自五代亂世開啟之後，科舉基本荒廢，因為文武百官往往由皇帝的“從龍功臣”擔當，且生命週期非常短暫，客觀上，統治階層也不需要透過科舉取士來完成新陳代謝。 這就好比是數碼電子產品過快地更新換代，擠佔了維修行業的生存空間。 另外，舊貴族等保守勢力，也會敵視、阻撓科舉取士。道理也很簡單，透過科舉完成階級躍遷的新貴們，必然要分割既得利益集團的蛋糕，打破現有的權利分配體系，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當然不願意讓出自己的利益。 比如，柴榮在組建自己的領導班子時，任命範質、李轂、王溥為宰相，又以魏仁浦為樞密使。柴榮的文官集團基本是郭威留下的遺產，柴榮照單全收，其中魏仁浦就沒有透過國家資格認證（科舉），所以當時很多擁有進士及第學歷的人都表示反對，柴榮力排眾議，說只要有才學就行，不用拘泥於形式。連郭威嫡系、兩朝元老都遭受排擠，其他無根基、無資歷、無背景的三無產品的境遇可想而知了。 顯德二年（955）正月，柴榮下詔，要朝廷的文官各自推舉一位能當官的人，並且舉賢不避親，不管與被舉薦者是何種關係，只要他才堪大用，你就放心大膽的推薦，但是——（劃重點）在被舉薦人的人事檔案中，要署名舉薦者的姓名，如果日後被舉薦的人貪汙受賄、能力欠缺等等，要追究當初舉薦人的責任（連坐舉主）。 這就解答了前文的兩個問題。後來有不少官員因“舉人失當”而連坐受罰。 柴榮的這條詔令類似於漢朝的“察舉制”，不用考試，而是由官員們推薦，直接“保送”公務員。 當然，我們不能武斷地說柴榮開了歷史的倒車，因為這次“保送”名額十分有限，“在朝文班，各舉……一人”，在這種管控下，是不會重蹈東漢覆轍的。 3月，柴榮下詔整頓科舉，因為近年的科舉偏離了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有部分官員營私舞弊，選士的質量參差不齊，所以對本年的科舉進行嚴格的複查。 結果發現在及第的16人中，符合國家錄取標準的，只有4人，另外12人全部被PASS。不合格率居然高達75%！ 本次科舉的主考官（知貢舉）劉溫叟，因“失於選士”而被貶，由禮部侍郎貶為太子詹事。但是劉溫叟的這次失職並非是徇私，是有客觀原因的，比如有些考生連續奮戰多年，屢試不第，出於同情而破格錄取等等，所以“尚視寬恕，特與矜容”，酌情予以劉溫叟輕判。 6月，下詔，兩京及諸道府州，不得奏薦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少尹、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也就是說，地方二把手不能由一把手任命，這就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據勢力的萌芽。與半年前文班舉薦官員相呼應，柴榮既要官員們推薦人才，又要嚴防“察舉制”的弊端。 顯德四年（957）8月1日，兵部尚書張昭上疏，建議參照大唐故事，恢復科舉取士制度。柴榮認為很有道理，於是命張昭牽頭，制定相關法規，頒佈執行。當時，柴榮已經當了四年皇帝，舊有的權力體系得到了整頓，是時候透過科舉補充新鮮血液了。 10月，柴榮下詔正式恢復科舉取士，設三科，分別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經學優深刻為師法科、詳閒吏理達於教化科。 考試不限出身，不限資歷，草澤布衣、在職官員都可以報名參加，根據考試成績擇優錄用。 顯德五年（958）3月，這是科舉改革後的第一次國考，知貢舉劉濤領著新及第的考生面見柴榮，柴榮命翰林學士李昉對其進行復試。 複試結果：劉坦等5人“詩賦稍優”，考試合格；王汾，僅看他文筆的話，“亦未精當”，但是，他屢試不第，而屢敗屢戰，因此破例准許他及第；熊若谷、陳保衡，“皆是遠人”，所以也要降低標準，破格錄取，二人得益於民族政策，就跟今天的“高考移民”或者考試前突然修改民族成分一樣；而郭峻等7人被PASS。 不合格率也過半了，於是知貢舉的劉濤也被貶官。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宋朝的繁榮穩定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後周時期的改革措施。科舉取士、禁軍制度等等全方位的改革，改變了藩鎮割據所滋生的土壤，加強了中央集權，更是讓手握禁軍兵權的趙匡胤直接建立了大宋，這是後話。 3，廣開言路 顯德二年（955）2月，柴榮下詔廣開言路，毫無疑問，又是翰林學士們的一篇滿分作文。 在詔書開頭，就開宗明義： “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處身者不能無過失”這章沒有結束，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