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刁民想害朕。 收復安南兩年後，鹹通九年（868），一個歷史遺留問題重回大眾視線：徐州銀刀軍。 四年前，朝廷招募徐州地區散寇遊勇，南下赴廣西一帶駐防，用於抵禦南詔入侵。按照最初設想，此舉既能解決徐州銀刀軍之內亂，又能解決南詔之外患。所以朝廷制書已經很直白了，要儘量招募以銀刀軍殘餘為主的匪盜。每滿五百人就開團。 在應募南下協防的徐卒中，有五百人被安排在了桂州（今廣西桂林）。現在，“安南戰爭”已經結束，他們不斷提出換防、返鄉的要求，卻一再遭到拒絕。於是，徐州兵以實際行動扞衛了他們驕橫難制的口碑，發動了兵變。 按照慣例，邊關戍卒是三年一期，期滿換防。很多歷史資料都粗線條地採納了這個原因，說桂林徐卒三年期滿而不得返，是其兵變的直接原因。 有的資料說他們已經被拖延了一期（實際是是拖延了一年），卻仍被告知要繼續執勤一年。三年之後又三年，三年之後又三年，這都快十年了，老大！ 前文已經特意強調過，雖有“三年一期”的慣例，但朝廷敕文中已經明文表示：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 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太負責任的說辭。“事寧”的評判標準是什麼？是收復安南，還是別的戰略目標？究竟怎樣才算事寧？ 然而無論是“三年超期說”，還是“事寧不遣說”，似乎都不足以激起兵變，說他們是“被逼”起義，實在太過於牽強，對歷史也太不負責任。 本書正是要拂去封塵，理出繁雜事件的背後真相，探究其內在的邏輯。不盲從敷衍，更不譁眾取寵，還原歷史本真。 戍卒兵變，固然有他們包藏禍心的元惡，然而朝廷的一些做法也確有不妥之處，起到了激化作用。 朝廷在徐州地區募兵，主要徵兵物件就是違法亂紀的匪盜，也就是令地方頭痛不已的銀刀軍。同時，給徐州地方派來了新的領導——崔彥曾。 崔彥曾也是文官出身，同樣是個鐵面無私的鷹派人物。“通於法律，性嚴急”，朝廷委派他來，就是要以高壓態勢，狠治徐州。 崔彥曾“長於撫養，而短於軍政”，於是在治軍方面，更多的是交給三個心腹親信去辦理。這三個手下是尹戡、杜璋、徐行儉，三人對朝廷的精神是心領神會的，那就是要對徐州兵狠毒，同時不能讓朝廷背鍋，朝廷仍然要以一副寬容仁慈的嘴臉出現在公眾面前。 於是，三人肆無忌憚地欺負、盤剝徐州兵，以兇殘貪暴聞名全軍。 鹹通九年，舊例三年代歸的期限已滿，且安南已經收復，南詔退兵，嶺外的事也寧了，駐防桂林的徐州兵請求返回。這是合理請求，不算過分。 尹戡以軍費緊張為由，傲慢地拒絕桂林戍卒返鄉，“明年再說吧。” 官府的這種搪塞態度激怒了戍卒家屬，他們飛書桂林。很快，戍卒也被激怒，“我們是來戍邊的軍人，不是被流放的犯人！”幾年以來的壓榨、屈辱，都化作無盡的憤怒。 可巧，七月，桂管觀察使調任湖南，而接替他的官員還未到任。桂林戍卒暫時處於無人監管狀態。 於是，他們抓住了這個稍縱即逝的寶貴機會，發動兵變。 他們殺死了指揮官，推舉了糧料判官龐勳作為頭領，開啟了軍械庫，私發武器裝備，開啟了他們的武裝返鄉之旅。史稱“龐勳兵變”。 他們洗劫了湘潭、衡山兩縣，抓了一些壯丁，脅迫他們入伍，浩浩蕩蕩，武裝擅歸。 長安的意思是安撫為主，宣佈赦免他們兵變擅歸的一切罪狀，准許了他們回家的請求，並由官府出路費。 作為回應，龐勳黨徒也停止了剽掠，並向湖南方面上繳了全部的盔甲武器，以示自己絕無謀反之意。 事情正在往良好的一面發展。 只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這種良好的局面卻陡轉急下。 山南東道（今湖北、河南西南一帶）節度使派兵控制了重要的關口，嚴禁龐勳部隊的進入。 其本意只是防賊，是防禦姿態而非進攻姿態。只因為龐勳的部隊途徑湖南時，一路劫掠，湖北執政官不願對他們開放轄境，讓他們繞道回家，也在情理之中。 偏偏不湊巧，龐勳他們剛剛上繳了全部盔甲武器，而這時候，沿路重要卡口卻派重兵把守。龐勳的返鄉團做賊心虛，脆弱的神經受到了極大的刺激，認為朝廷翻臉不認賬。 很多足以影響到歷史程序的大事件，往往是由一件或若干件極不起眼的小事引發，或是巧合，或是誤會，所謂的蝴蝶效應。 兵變，死罪；殺長官，死罪；擅歸，更是死罪……龐勳黨徒商量道，“我們今天的罪過遠遠超過當年的銀刀軍。銀刀軍都沒有被赦免，我們又怎麼可能被赦免？只不過是怕我們沿途搶劫，才騙我們的。等我們手無寸鐵地回到家裡，一定會被早就埋伏好的官兵剁成肉泥！”本小章還未完，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面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