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之怒】 大唐乾寧五年（898）8月，昭宗皇帝從華州出發，還駕京師長安，改元光化，大赦天下。 這一年，昭宗已經在皇帝的工作崗位上勤勤懇懇地耕耘了十年之久。經過十年的努力，那兩座大山——宦官、藩鎮，依然巍峨聳立，而他的抗爭力量卻急劇衰減。大唐帝國，江河日下。 他的兩大法寶——文官集團、親王典兵——的能量，也在這十年的抗爭中損耗殆盡。“十六宅慘案”之後，親王們遭肉體消滅，徹底斬斷了“親王典兵”的念想；文官勢力也在內外聯合作用力之下變了味道。 文官勢力在內部存在著兩大先天缺陷，一是昭宗在選人方面飢不擇食，導致文官集團先天畸形，才華方面良莠不齊，人品方面更是魚龍混雜；二是文官集團在利益面前同樣毫無抵抗力，為了爭名奪利而不斷上演派系鬥爭。 外部因素同樣制約著文官集團的健康發展，主要體現在地方藩鎮對中央事務的粗暴干涉。例如朱溫，與宰相崔胤暗中勾結，強迫昭宗任用崔胤做宰相；再比如韓建，在華州肆無忌憚地進行政治大清洗；更不用說李茂貞，直接逼死異己的帝國宰相。 兩大內因和外因把文官集團變成了一把塗著毒藥的雙刃劍，昭宗想用而不敢用，不會用還必須得用。 宦官依然囂張跋扈，藩鎮依舊紛爭不斷，親王被屠殺，文官靠不住……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酒是爹，菜是娘，喝死就比槍斃強。昭宗皇帝終於染上了酗酒的惡習，借酒消愁。 在昭宗“自甘墮落”的時候，危險也悄然臨近。 危險來自於宦官的恐懼。 昭宗自登基以來，先後剷除了田令孜、楊復恭兩大權閹，僅從與宦官奪權方面來看，昭宗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極大震懾了宦官勢力，並從中挖掘了幾個忠於皇帝的清流，例如西門大官人（西門君遂）等宦官。 好景不長，鳳翔李茂貞稱兵犯闕，西門大官人等濁流中的清流與真清流宰相杜讓能，一同做了替罪羊，含冤受死。 隨後，“宦官一哥”就成了駱全瓘、劉景宣。他們親眼目睹了關西集團的強大和皇室的威嚴掃地，於是積極與關西集團狼狽為奸，內外勾結，傾軋昭宗。剛剛有所好轉的宦官界，變本加厲地恢復了本來面貌。 在這股妖風的合力作用下，很快就催化出了“三鎮犯闕”。隨後在河東勢力的干涉下，關西集團為求自保而不得不祭出宦官勢力，駱全瓘、劉景宣等宦官做了替罪羊。 於是，宦官宋道弼、景務修等就成了宦官集團新一代的領頭羊。 在這短暫的幾年中，掌握實權（左、右神策軍；樞密使）的宦官們如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但朝廷的軟弱無能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宦官們對皇權的敬畏早已蕩然無存。宋道弼、景務修等宦官的囂張跋扈絲毫不加收斂。 宰相崔胤就以這兩位宦官當突破口，積極鼓動昭宗對宦官勢力痛下殺手。他之所以有這樣的主張，並不是替江山社稷謀出路，而是自己爭名逐利的手段。 首先，是出於自身安危的考慮。 眾所周知昭宗的兩大心病是宦官和藩鎮，昭宗考慮的是先邁左腳還是先邁右腳。崔胤的背後勢力是藩鎮力量，所以必須讓昭宗先邁出宦官的那隻腳。 其次，可以獨享打擊宦官的紅利。 打擊宦官的最大收穫是禁軍兵權。現在，親王們被韓建屠殺殆盡，只剩下文官集團來接管禁軍兵權。所以，極力主張打壓宦官的崔胤，當然就是“值得信任”的可以託付兵權的同志嘍。 打壓宦官，一舉兩得。所以崔胤極力主張昭宗對宦官勢力舉起屠刀。 歷代先帝都有過與宦官勢力鬥爭的動作，卻無一例外地都以失敗而告終，期間亦有付出慘痛代價的，例如文宗朝著名的“甘露之變”。對於崔胤誅殺宦官的主張，昭宗一直舉棋不定，於是徵詢其他宰相的意見。 宰相王摶極力反對，他的理由十分中肯。宦官囂張跋扈，天下盡知，但積重難返，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平息的，更不是殺幾個宦官能解決的，從田令孜到楊復恭，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再說了，如今皇上要殺宦官的訊息已經走漏了風聲，朝中傳得沸沸揚揚，宦官們握有兵權而又人人自危，這是個極其危險的苗頭！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安撫維穩，徐圖後計。 宰相王摶說的句句在理，昭宗更加狐疑。 崔胤便在昭宗面前進獻讒言，誣陷宰相王摶被宦官宋道弼等人收買，所以才袒護宦官；王摶則揭發崔胤先前舔菊崔昭緯、勾結關西集團的醜事。 由國家大政方針的辯論變成了赤裸裸的人身攻擊，互潑髒水。其中，王摶與宦官勾結的說法缺少證據，而崔胤攀附關西集團卻是證據確鑿。另一位宰相徐彥若也站在王摶一邊，共同揭發崔胤勾結關西集團的不恥往事。 於是，王摶與徐彥若在這場小規模的政治鬥爭中獲得了短暫勝利，崔胤被昭宗罷了宰相，逐出中央，外放到了兩廣地區（廣州清遠節度使）。本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