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真相只有一個，而訴訟雙方各執一詞，都言之鑿鑿、對天賭咒發誓。顯然，是有一方說了謊。難題擺在石敬瑭面前，如何判斷誰說了謊。 石敬瑭冷冷一笑，“這還不簡單？把那匹馬殺了，剖肚刮腸，如果裡面有粟，就殺士兵；如果沒有，就殺潑婦。” 於是當堂把戰馬宰殺，在眾人的見證下，馬的腸子裡沒有一粒粟。隨後，告狀的農婦便被斬立決。 此案一出，“境內肅然，莫敢以欺事言者。”河東地區再也沒有敢訛人的了。 石敬瑭無論是坐鎮河東，還是坐鎮鎮州，都是這種行事作風，非常注重百姓的教化，尤其是“孝”。據記載，凡是父母健在而諸逆子爭割家產的，一律把逆子判死刑。 封建時期，“孝”是最高的道德行為標準，在法律中更是零容忍。比如上文提到安重榮曾斷過一樁“忤逆案”，也側面反映了古人對“孝”的重視，對父母不孝者，斬立決。 我們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能用現代人的價值觀去生搬硬套，而要遵從當時的歷史環境、人文環境。這才是正確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素養。 在史書中，如果翻看某人的人物傳記，如果開頭就介紹這人非常孝敬父母，那麼後面的內容連看都不用看，他一定是忠臣義士，反之，如果開頭就說他對父母不孝，什麼“在鄉絕其供饋”，那後文也不用看，他一定是十惡不赦的叛徒大壞蛋。 史書是惜字如金的，往往幾十字或幾百字就敘述完他一生的功過，所以沒有一個字是多餘的，為什麼要強調他孝敬父母，就因為這是古人的價值觀體系。 同樣，對於一個官員的評判，清正廉潔、勤於政事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勤於政事中，對百姓的教化又是最重要的一個衡量標準，甚至高於清正廉潔，在對百姓的教化中，又以“孝”為最高評判標準。 所以，如果在官員的傳記中，說他如何勸導百姓奉行孝道，那麼後面的故事也不用看，他一定是好官。石敬瑭就是這樣的官。 對於他當了皇帝之後的為政舉措，我們在其登基時就已經有詳敘。簡言之，是善政。減稅、大赦是日常工作，不計前嫌，重用李從珂時期的大臣，甚至對李從珂的嫡系親信“查寢六人組”也網開一面。 石敬瑭對於中國歷史的程序，同樣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他將外族勢力深入引進到中原漢地，使得契丹對中原施加的影響空前提高，加劇了中原地區的混亂局面。契丹人的強勢介入，極大地衝擊著中原人的信仰，摧殘著數千年來的文化積澱和民族自豪感，使得那一代人陷入到了信仰危急中，精神支柱搖搖欲墜，人們在困惑和恐懼中發出靈魂拷問：“誰主中原？” 索性契丹人的文明程序不如中原，沒有誕生更為先進的理念，沒有進化出具有革命性的思想或者制度。我們可以試著與近代做個對比，假如那時候的契丹有“德先生”和“賽先生”，或者吹起了布林什維克的春風——只是一個比喻，就是說如果契丹人的文明程度比中原人先進，軍事力量作為文化力量、思想武器的後盾，那麼彼時的中原真的有可能亡國滅種，“五代十國”將止步於第三代，而華夏大地將統一在一個叫“遼”的王朝中。 這種意淫不是毫無意義，而是為了說明石敬瑭引狼入室的行為，為中原文明帶來的巨大隱患。 很多人出於譁眾取寵、標新立異，非要為石敬瑭翻案，說石敬瑭這個“漢奸”的罵名是宋朝人對他的刻意抹黑，因為契丹人掌控了幽雲十六州之後，在軍事上對宋朝形成了巨大的壓力，是宋朝人長達百年的夢魘。宋朝文武百官們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而把戰敗的鍋甩給石敬瑭，意思是如果不是石敬瑭割讓了幽雲十六州，我們大宋早就滅了契丹、統一四海了。 求同存異。時間並不能沉澱出真理，唯有源源不斷的知識和獨立自主的大腦可以還原真理。 石敬瑭死後，託孤重臣宣讀遺制，以“大眼萌”齊王石重貴承繼大統，柩前即位。 關於石敬瑭的真正“遺命”，歷史上也存在小小的爭議，比如《資治通鑑》說石敬瑭真正的遺命是讓幼子石重睿即位；《漢高祖實錄》說石敬瑭想歸政李氏，讓李嗣源的幼子李從益即位。 我們不用去忙著去考證，看一下這兩位緋聞候選人：石重睿、李從益。恍然大悟，這甭考證，這是政治鬥爭的需要。特別是“歸政李氏”的說法，來源是《漢高祖實錄》，這裡的“漢高祖”不是劉邦，而是我們口中的“後漢高祖”劉知遠。 這兩種說法顯然都是出於政治需要，服務於政治鬥爭。 說起石敬瑭的皇位繼承人，就不得不同情一下石敬瑭，在通往皇位的道路上，他幾乎被滿門抄斬。 石敬瑭世出夷狄而家族微賤，不僅無人能準確說出他的家族世系，甚至無人能知曉太多關於他父輩、兄弟的故事，僅存的一點兒零星記載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連北宋的皇家史官都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