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疏中，安重榮說那些身陷蠻夷的將領們“延頸企踵以待王師”，八個字勾勒出一幅極為煽情的畫面。可這八個字用在沙彥珣、瞿璋、董溫琪身上也許合適，如果是趙德鈞、趙延壽之輩，恐怕就打臉了。 這封奏章可以看做是安重榮的開戰宣言。 石敬瑭深以為患，派使者楊彥詢出訪契丹，向契丹解釋安重榮的飛揚跋扈，近期在鎮州境內發生的一切不友好行為，全是此人有意為之，目的就是挑撥兩國關係，咱們不要上當。楊彥詢被契丹扣留不遣。 安重榮要跟契丹人開戰的訊息傳得沸沸揚揚，霸佔後晉熱搜榜榜首，居高不下。 被外放到地方的首席謀士桑維翰，給石敬瑭寫信，分析利害，他識破了安重榮的奸計，勸石敬瑭不要被輿論裹挾，千萬不要被安重榮套路，並詳細羅列了與契丹開戰的“七不可”： 1，如今的契丹土地廣袤，人口眾多，資源充沛，軍備完善，實力雄厚，遠超中原； 2，我國士氣低落，且國庫吃緊，無法支撐一場大規模軍事行動； 3，契丹於我國有大恩，且事先有協議，我們無緣無故單方面違約，極大地消耗政治信譽，得不償失； 4，目前契丹沒有遭受自然災害，孽畜繁庶，經濟發達；採用了智囊（韓延徽）的蕃漢雜用政策，政治清平，各部和睦，藩屬畏服，舉國上下緊密團結，沒有可趁之機，無法見縫插針； 5，契丹人具備了遊牧民族的優良傳統，全民皆兵，每個人都是合格的戰士，單兵素質遠超中原漢人； 6，契丹騎兵最擅長在平原戰鬥，中原漢人則講究利用地形優勢，而燕趙之地方圓數千裡全是平坦的大平原，地形剋制、兵種剋制； 7，所謂的“屈辱外交”是不存在的，這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故意帶節奏，用區區歲幣換天下太平，對中原是利大於弊的，如果兩國交戰，我們的損失會更大。 在奏章中，桑維翰引經據典、旁徵博引，“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尚稱臣於可汗”，這句話太值錢了。 字面意思：漢高祖劉邦，也曾向冒頓單于奉送厚、和親；唐高祖李淵雄才大略，在起兵太原時，也曾向突厥人稱臣，以換取突厥起兵的幫助。 鑼鼓聽聲，說話聽音，文字背後的話：劉邦的後代——漢武帝，把匈奴趕進了西伯利亞；李淵的兒子李世民，同樣滅掉了突厥的頡利可汗。他們的先人忍辱負重，韜光養晦，低姿態事奉蠻夷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等待時機成熟，便可一雪前恥。 特別是唐高祖李淵，同樣也是在太原起兵，藉助蠻夷的力量先奪取天下，這與石敬瑭何其相像，簡直說到石敬瑭的心縫裡去了。 桑維翰全面剖析，深入淺出，以“七不可”向石敬瑭闡明自己對這場戰爭的看法，即沒理由打、沒能力打、更沒必要打。 “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 ——樊噲，不用多介紹，西漢開國元勳，鴻門宴上C位出道，青史留名。所謂“樊噲之空言”，指的是劉邦去世後，初生的西漢政權面臨北方匈奴的威脅，執政者呂后更是遭到了匈奴冒頓單于的言語調戲，面對奇恥大辱，呂后大怒，御前會議上，樊噲閃班出奏，說自己願意率領十萬兵馬，把掃平匈奴，殺他個片甲不留。 如果當時呂后聽從了樊噲的建議，那麼也就沒有後來的“強漢”一說了，恐怕漢朝也將成為秦、隋一樣的短命王朝。 ——婁敬，當初劉邦決心與匈奴開戰前，滿朝文武也是沉浸在一片主戰的情緒中，唯有婁敬堅決反對跟匈奴開戰，氣得劉邦對婁敬破口大罵，並將他投入大獄。 不聽婁敬之忠言，開戰後，劉邦果然遭遇了著名的“白登山之圍”，這位御駕親征的大漢天子，險些就君王死社稷了。 事後，劉邦重賞婁敬，並在隨後採納了婁敬提出的和親建議。 很含蓄，桑維翰把誤國的安重榮和朝中的“主戰派”比作樊噲，而把自己和“親遼派”、“主和派”比作婁敬。 需要說明的是，大言不慚的樊噲只是魯莽口嗨，動機還算純正，與別有用心的安重榮有著本質區別。 道德綁架、道德裹挾，去實現他不可告人的秘密。任何時候都要警惕這些打著高尚旗號做齷齪勾當的人。有時候，他們走上街頭，打扮成愛國青年，煽動非法集會；有時候，他們則手搖摺扇，高談闊論，宣揚夾帶私貨的普世價值，灌輸歷史虛無主義，毒害民族的未來。 作為“親遼派”的核心人物，桑維翰自己也備受輿論的譴責，被罵做“漢奸宰相”。在這篇上疏中，桑維翰闡明瞭對遼開戰的條件： “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強。主無內憂，民有餘力。” ——這是基本的戰爭準備，內部因素，即“知己”； “觀彼之變，待彼之衰。” ——這是戰爭開啟的外部因素（契丹），即“知彼”； “用己之長，攻彼之短。” ——在知己知彼後，還要會使巧力，不要用蠻力； “舉無不克，動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