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七年（942）： 這一年的春天開始，全國大旱，且伴隨著嚴重的蝗災，這場蝗災持續了整整一年多，“天下諸州飛蝗害田，食草木葉皆盡”，莊稼顆粒無收。 旱蝗相繼，導致百姓大量流亡，餓殍遍地，潼關以西地區，饑民的死亡率竟然高達驚人的80%！（關西餓殍尤甚，死者十七八） 這一年的6月，石敬瑭就駕崩了。也正是因為這一輪的災情，“晉祚自茲衰矣”。 4，經濟改革 石敬瑭在進入洛陽之後，快速而簡潔地清算了“李從珂集團”，只誅“三大惡人”，其中就有李從珂的錢袋子——張延朗。 可是很快，石敬瑭就有些後悔殺死張延朗，因為精通財會制度的人少之又少，偌大的朝廷，居然找不出一個“判三司”的合適人選。 最後，經過一個月的物色，終於讓皇城使周瑰擔負起了這個重任。 桑維翰給石敬瑭定了一個基調，那就是哄契丹、促生產。中原王朝擁有著驚人的自愈能力，只要外部環境相對穩定，生產經營有序進行，就一定會渡過難關，實現復興。 所以石敬瑭的一系列善政都是圍繞著這個核心思路來展開。經過一段時間的恢復，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已經直追“明宗盛世”。 在這種情況下，石敬瑭開放了“農禁”，即允許民間私自打造農具。 封建時期有種說法，叫“寸鐵為兵”，各種鐵器都是要上報官府備案的，以防止有人用農具打造兵器鎧甲。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對於民間鐵器的監管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比如五戶共用一把菜刀。 敢於開放農具，讓老百姓自由打造鐵器，表現了政府的充分自信，以及經濟發展的蓬勃向上。 在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體中，對生產資料的嚴格管控，會嚴重遲滯經濟的發展。 天福年間，隨著石敬瑭不斷地減稅、免稅、釋放勞動力、鼓勵開荒等政策的頒佈，出現了生產資料的嚴重短缺，於是，石敬瑭與時俱進，開放了農具的禁令，促進了經濟的恢復和快速發展。 開放農禁，還不是最瘋狂的，石敬瑭最瘋狂的、也是被世人詬病最多的一個舉措，是開放了“錢禁”，即允許民間私造貨幣。 政府允許民間印假鈔……這是表象，也是被人們誤會最深的地方。 “錢禁”開放了半年多，就被宣告作廢，重新禁止民間私鑄。這也是被後世學者當做有力證據的地方，批評石敬瑭不懂金融，亂搞一氣。 沒那麼簡單。我們極有可能是冤枉他了。 在前文講高駢搞崩潰西川經濟的時候，提到了“短陌錢”，繼而引申了部分金融學常識，例如“錢荒”。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和金融市場的快速運轉，“錢荒”是必然產生的結果，而“短陌錢”就等於朝廷以政府信用為抵押，發行“影子貨幣”，憑空創造了虛擬貨幣。 隨著天福年間的經濟復甦，到了天福三年（938），“錢荒”的問題愈演愈烈。於此同時，契丹對後晉的經濟盤剝也加劇了這一金融困境。 契丹在中原設定了“回圖務”，掌管契丹與中原的貿易，相當於今天的外貿部的駐外辦事處。在當時，外貿主要由政府牽頭，主要是在邊境地區，設定諸如“榷場”之類的特殊交易所，負責與外族貿易。 外族使團通常會趕著牛羊駱駝，帶著外貿商品，在這類交易所中與中原商人進行貿易，特別是國家層面的大宗商品，中央政府以這種方式既能穩定物價，保護國內經濟秩序，又能控制戰略物資的流失，一舉多得。 當契丹擁立石敬瑭建立後晉之後，這種局面發生了變化，主導權從中原王朝手中喪失，改由契丹人主導。 契丹在中原境內設定回圖務，是對中原王朝的經濟侵略，嚴重影響了中原王朝的外匯管制，從而影響中原的金融秩序。使得中原成了契丹的經濟半殖民地。 其負責官員名為“回圖使”，後晉建立之初，契丹任命喬榮為回圖使。喬榮原為河陽牙將，隨趙德鈞、趙延壽父子投降契丹。前文提到過的閩國貨物被後晉扣押，契丹無理干涉，命石敬瑭釋放閩國使節，被扣的貨物就由喬榮負責轉運到契丹。 實際上“回圖使”大概就相當於清末的“買辦”，表面上是貿易官員，實際就是經濟侵略的排頭兵。因為他們維護的不是公平的貿易秩序，而是契丹的利益，必要時候，甚至不惜損害中原王朝的主權。 回圖務的設定，可以讓契丹不受任何阻礙的攫取中原財富，同時向中原傾銷大量劣質商品，低買高賣、強買強賣。 貨幣、匯率等，是一個國家的金融高邊疆，絕對不容許被外部勢力控制。殺人於無形，滅國於無影。 在契丹貪婪地吸血之下，中原王朝貨幣嚴重短缺，用以流通用的銅嚴重匱乏。 對此，石敬瑭想出兩個辦法。 其一，是“禁銅器”。 禁止民間把銅錢熔化，鑄造銅器。這樣就可以輕微地緩解“錢荒”問題。但這是治標不治本，因為造成“錢荒”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的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