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時間裡，石敬瑭透過多種渠道獲得了大量情報，所有的情報都指向同一個結論：範延光謀反。 範延光誅殺秘瓊，一方面是貪其財貨，更重要的一方面則是殺人滅口。 在誅殺秘瓊後，範延光召集了境內諸州刺史來魏州總部開會，傳達了脫離中央的會議精神，並且加緊招兵買馬、修葺城池。 石敬瑭為此憂心忡忡，找來桑維翰商議對策。 桑維翰指出：河東李克用與汴州朱溫拉鋸對抗幾十年，更加印證了“得魏博者得天下”的說法，莊宗、明宗均是先“入魏”，再“入汴”，最後才“入洛”。魏博倘若萌生異志，必須予以果斷而嚴厲的打壓，不管財政多麼吃緊、形勢多麼困難，千萬不能猶豫。 石敬瑭深以為然，那麼該如何應對呢？ 在天福二年（937），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正中心畫了一個圈。 “汴州！” 桑維翰指出：汴州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交匯，是全國物資中轉站，接通便利、物資豐富，且距魏州僅有三百里。如果魏州搞事情，那麼從汴州出發的大軍，頃刻之間就可抵達城下，讓魏州措手不及。 遷都汴州。這就是桑維翰給石敬瑭出的主意。 於是，石敬瑭在3月下達詔書，大意是說用以運輸的舟車在戰亂中受損嚴重，給本就緊張的運力帶來了更繁重的壓力，往首都洛陽饋運糧草物資，實在是勞民傷財，朕體恤民情，且“養士撫民，必從其宜便”，那麼哪裡“宜便”呢？汴州呀，這裡是物資集散地，原本就是將物資集中於此，再轉運到洛陽，那麼幹脆，朕就遷都汴州了。 “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皇上拖家帶口，又來汴州蹭飯了。 為了演得逼真，避免刺激範延光，石敬瑭還有模有樣地緊接著下了第二道詔書：沿途州府都聽著，凡是境內有名山大川、帝王陵廟、名臣祠墓的，地方上的一把手們必須攜領導班子全體成員，在十里之外跪迎，等朕來了，用盛大的祭祀儀式來祭告祈禱。 也許這又會被某些人解讀成石敬瑭講究排場，追求奢華。 一般情況下，在帝王本紀中，即便遇到這種皇帝的大型出遊，也多會記載說某某皇帝千叮嚀萬囑咐，告誡地方官員不要鋪張，不要驚擾百姓，不要驚動地面……唯獨這次，石敬瑭以詔書的形式明確了自己要招搖過市，要前呼後擁，要遠接高迎，要走走停停。 其真實原因就是演戲給範延光看，儘可能地讓範延光相信這只是一次蹭飯、旅遊，絕對不帶有任何政治目的，絕不針對第三方。 前文也埋了伏筆，某度等資料指責石敬瑭嫌棄洛陽宮殿破敗，就遷都到汴州，追求奢靡享受，紙醉金迷。石敬瑭遷都汴州的真實目的其實是針對範延光，為接下來的平定魏博做準備。 為了進一步安撫範延光，石敬瑭封範延光為臨清郡王，加食邑三千戶。 負責去魏州宣讀封賞詔書的使者回來，如實奏聞魏州見聞：範延光即將造反！ 與此同時，滑州義成軍節度使符彥饒飛書馳奏：據可靠訊息，範延光已經派大軍進駐黎陽，將要有所動作，請求中央派軍支援！ 訊息的來源是從魏博叛逃來的魏博士卒。 石敬瑭先派特使去魏州調查情況、問罪；把範延光留在中央的人質——兒子範守圖控制起來；派使節給滑州符彥饒送去一對信箭；派大將楊光遠、張從賓率軍一萬，進駐滑州協防。 遷都汴州的優勢突顯，中央朝廷反應迅速，應對有方，畢竟已經做好充足的應急預案了。 反觀範延光這邊，就有些被動和倉促了。說來也矛盾，範延光久蓄不臣之心，卻並非“蓄謀已久”。 範延光想當造反，想穿一回龍袍，這是他的終極目標，為了實現這一宏偉目標，他粗枝大葉地制定了一個模糊的計劃，那就是先團結周圍——尤其是河朔地區的鄰居，尋求更可能多的幫手，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顯然，他不會找到任何盟友的。不僅是秘瓊，但凡智商正常的藩鎮都不可能支援他。同樣是當藩鎮，我們為什麼要冒著滅九族的危險，擁護範延光而反對石敬瑭呢？反正都是當臣子，給誰當臣子不一樣呀。 無論是趙延壽還是其他謀反的將領，都很清楚一個道理，那就是必須依靠契丹的力量，即便不能得到契丹的大力擁護，也起碼不能受到契丹的堅決反對。 範延光派人到契丹尋求支援，遭到了拒絕。 首先，這就要歸功於桑維翰等“親遼派”大臣的籌劃了，石敬瑭初登大寶，向桑維翰請教時政。桑維翰給他指出了內政外交上的兩大核心思路：對內，要寬厚仁慈，忘掉過去的仇恨，以德報怨，以安撫地方；對外，則要畢恭畢敬地“以父事契丹”，態度要謙卑，禮物要厚重。同時勸課農桑，愛惜民力，使百姓恢復生產經營，幾年之後，中原必然強大。 石敬瑭也確實以此為指導綱領，如上文所述，對內寬大仁厚，對外裝孫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也正因石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