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廠家直銷，去掉中間環節，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湖南的氣候土壤、地形地貌也比較適合種植茶葉，只是品質略微遜色於淮南茶、川蜀茶，之前在民間亦有小規模種植。 在品嚐到茶葉貿易的鉅額利潤後，高鬱建議馬殷邁出了大膽的一步：開放茶禁。 茶葉與鹽鐵一樣，是國家重要的戰略資源，受到官府的嚴格管控，通俗的說法就是國家壟斷經營。民間販私茶跟販私鹽一樣，都是很嚴重的犯罪行為，可判死刑。 在高鬱的建議下，馬殷解除了湖南境內的茶葉禁令，允許民間自由種植、買賣，只需向政府上繳一部分茶稅即可。 在政策的支援下，湖南人民大面積種植茶葉，湘茶產量爆炸式上升，迅速在全國市場中擠佔了絕大多數份額，湘茶遠銷全國各地，而各地茶商更是紛紛湧入湖南，搶購湘茶。 楊行密去世後，楊渥襲位，爆發了“淮楚之爭”（詳見底218章《淮南楊渥1》），此前我們只是從政治角度去剖析，如今，我們將站在另一個維度，以經濟、金融視角審視這場戰爭： 簡單說，馬殷透過製造緊張局勢，使得淮楚尖銳對立，從而將淮南茶擠出由湖南主導的全國茶葉市場。用政治矛盾、軍事衝突來掩蓋貿易戰。 馬殷集團政治、經濟雙豐收。 這就是貿易戰的魅力，它隱秘無形，卻時常左右大局。常常成為某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幕後黑手。 湘茶成功取代淮南茶，馬殷悄無聲息地構築了一個茶葉帝國，他獲利情況呢？答曰：每年N個小目標！ 史籍記載：“歲入凡萬萬計。”每年賺好幾個億！ 然而高鬱的鴻鵠之志豈止是幾個億？這只是他金融大戰略下的重要一步而已，接下來，才是高鬱的開掛、高光時刻： 第三步，鑄鉛鐵錢。 湖南地區盛產鉛、鐵，而少銅。於是高鬱建議馬殷限制銅錢的流通，鑄造鉛錢、鐵錢，作為法定貨幣。 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誰就掌握了全世界。 道理很好理解，設想一下你家合法地擁有並可以使用一臺印鈔機…… 但是，要想利用好鑄幣權、向人民收鑄幣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當權者都把印鈔機的意淫付諸實踐，瘋狂印鈔，最終導致貨幣氾濫，政府信譽崩塌，經濟徹底瓦解，最終自食惡果。 要想利用好這臺印鈔機，就必須解決一個基本問題：貨幣背後的抵押物。比如，是以貴金屬為抵押的金本位、銀本位？還是以國債、外匯做抵押？ 高鬱要想以鉛鐵錢取代銅錢，就必須首先解決這個根本問題。而這個問題其實早已在上一步就完美解決了：“茶本位”，綢本位。 在幾乎壟斷了全國茶葉貿易之後，高鬱又建議馬殷修改稅法，要求百姓“用帛代錢”繳納賦稅，而此前湖南地區同樣不是絲綢的主產地，在政策的鼓勵下，湖南人民一面種茶，一面種桑養蠶紡絲。 在古代，布帛就是貨幣，與銅錢一樣。馬殷鼓勵百姓養蠶紡絲，就等於全民印鈔。 而茶、帛是國際硬通貨，跟黃金白銀一樣，不僅在中國暢行無阻，在周邊各國、遊牧部落也是公認的有價商品。 有了充足的硬通貨（茶、帛）做抵押，又有了廣闊的市場，從理論上講，無論馬殷發行何種形式的貨幣，鉛錢也罷、鐵錢也罷、哪怕是紙幣，都會獲得成功，而不用擔心出現貨幣濫發、通貨膨脹等惡性後果。 各地商人在湖南傾銷了商品，得到了一堆鉛鐵錢，而這種貨幣又只能在湖南境內流通，其他地區不予認可，商人們就只能購買湖南的商品，把商品帶到其他地方銷售。如此一來，極大地拉動了湖南經濟，不僅僅是茶葉貿易發達，其他各種商品都變得極為暢銷。 湖南一躍成為五代時期商業最繁榮的地區，民富國強。一直到了宋朝，湖南的茶葉產量都穩居全國第一，特別是潭州、嶽州，霸佔第一、第二位。終兩宋時期，湖南的經濟都是名列前茅的，這些都是高鬱在唐末、五代打下的堅實基礎。 後世史官不禁感慨，說馬殷之所以能在極短時間內崛起，屹立於藩鎮之林，上邀中央朝廷之封爵，下與諸藩爭霸稱雄，“鬱謀居多”。 也正因高鬱對南楚做出的突出貢獻，高鬱也成為其他勢力的眼中釘，處心積慮要搞掉他。 李存勖滅後梁，馬殷派遣兒子馬希範赴洛陽朝覲。李存勖問馬希範道：“洞庭湖有多大呀？” 這句話顯然是中央政府對地方割據政權的威脅和試探。 馬希範謙卑的回答道：“車駕南巡，才堪飲馬爾。”沒多大，也就剛夠給王師的戰馬解渴。這番對話被清朝詩詞家曹貞吉引用， “試問洞庭深幾許，春水才堪飲馬。”——《賀新涼》 李存勖非常高興，於是順水推舟，愛撫著馬希範的後背，誇讚道：“我常聽人說，湖南早晚必被高鬱奪取。但馬殷生了這麼一個聰明機智的好兒子，那高鬱還如何得手啊？”以這種拙劣的手段離間高鬱。 人都愛聽恭維的話。馬希範信以為真，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