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威下詔，凡是北方來的難民，當地官府一律提供糧食，予以人道主義救助，願意留下的，提供給無主的田地，並且免徵租稅。 在這條政策的誘惑下，契丹境內（特別是幽雲十六州）的漢人難民紛紛舉家南遷，定居到河北，為後周帶來了大量人口和寶貴的生產力。 一年後（952），幽州、莫州、瀛洲又發生了嚴重的水災，向南遷徙的難民隊伍多達幾十萬人，契丹沒有派軍隊阻攔，任由這幾十萬人南遷，郭威則利用這次機會，詔令河北諸州予以妥善安置。據統計，之前數次戰爭中被契丹擄掠走的漢人，有超過一半的人都藉著這次機會逃了回來。 郭威不費一兵一卒，卻取得了後晉、後漢動用數十萬大軍也沒有取得的輝煌成績。 4，穿鞋的後蜀 後蜀是那一時期罕見的高富帥，與上述諸方勢力在財政方面的捉襟見肘所不同的是，後蜀富得流油，經濟高度發達，與之相匹配的，文化也高度繁榮。 史籍記載，“蜀中久安，鬥米三錢，國都子弟不識菽麥之苗，金幣充實，弦管歌誦盈於閭巷，合筵社會晝夜相接”。 一斗米三錢，是盛世的標準之一。在唐宋時期，如果沒有自然災害和戰亂，君王也比較開明的話，一斗米的價格應該在四、五錢左右，已經是非常理想的狀態了，而如果能降至三錢，那絕對是太平盛世的標準。 在《新唐書》中，“安史之亂”之前，全國米價是一斗十三錢，算是正常的區間，而山東地區是三錢一斗，反映了當時山東地區五穀豐登、全民奔小康。 生活在城市的年輕人，沒見過莊稼地，沒見過在盤子以外的糧食蔬菜；物質富足了，人民開始追求精神世界的享受，街頭巷尾蹦迪K歌，有事兒沒事兒地喝兩盅。 據《野人閒話》（北宋）記載，當時的後蜀境內，城市人三十歲有不識米麥之苗的，每年的春夏季節，百姓們竟然還可以旅遊；人們的穿裝打扮也是富麗堂皇，無論是王公貴族還是平民百姓，全都是穿綢裹緞、環佩叮噹；富人們已經玩兒遊艇（華軒彩舫）了，駕著遊艇在百花潭飆船；諸王功臣們全都有自己的私人園林，奇花異草充溢其中，家家戶戶都是植物園。 作為首都的成都城，在城頭種滿了芙蓉花，秋季盛開之時，蔚然如錦繡一般。蜀主孟昶無比欣慰地對身邊左右人說道：“成都素有‘錦城’之美譽，今日觀之，真乃錦城也！”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孟昶下詔將《九經》刻在石頭上，以利於傳誦；後來宰相毋昭裔自掏腰包，設立學館，並請刻印《九經》，以傳州縣，極大促進了文化的傳播與發展。 孟昶還親自撰寫了《官箴》，告誡地方官“無令侵削，無使瘡痍”、“爾俸爾祿，民脂民膏，為人父母，罔不仁慈”。後來，宋太祖趙匡胤把這兩句話挑出來，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同時命各地地方官把它刻在石頭上，置於辦公桌上，時時警醒。 後蜀終於給了我們一股如沐春風的感覺，在中原地區——特別是河北地區飽受戰亂侵襲時，後蜀為我們打造了一片世外桃源。 強盛的後蜀當然進行了對外擴張，趁火打劫，吞併了中原王朝治下的部分領土，把邊境推進到了大散關，並嘗試著繼續吞併鳳翔、長安、乃至潼關，曾經雄心勃勃，問鼎中原。然而卻在大散關外遭遇了一連串的打擊。大散關遂成為雙方約定俗成的分界線。 郭威稱帝的第二年（952）6月，後蜀遭遇了罕見的水災，成都的城門都被大水沖毀，數千人流離失所，五千多人溺死，皇家太廟和司天監也被大水沖垮。孟昶下詔賑災，又派宰相去道觀祈禱、去災區下罪己詔。 自7月開始，後蜀忙於賑災和災後重建，就在9月份，邊境傳來緊急軍情：後周在關中地區大量集結軍隊，請求朝廷增兵援助。 孟昶大驚，急忙派兵進駐利州。走到一半，才得到確切訊息，後周是要攻打北漢，不是針對後蜀，虛驚一場。 本年的年底和來年的年初，後蜀境內又遭地震。 後蜀的和平穩定促進了經濟的繁榮發達，大散關的慘痛教訓，大水和地震等災害，使得孟昶並不熱衷於對外擴張，也就讓後周暫時沒有了西顧之憂。 孟昶非常享受這種和平盛世，不出意外的，他也“接著奏樂接著舞”，並最終丟掉了江山基業。這是後話。 5，西北孤忠 慶州（今甘肅省慶陽市）刺史郭彥欽貪暴不仁，私自增加賦稅，搞得民怨沸騰。 在慶州以北十五里，有座寡婦山，山下生活著一支名叫野雞族的少數民族部落，羊馬繁盛，郭彥欽對此垂涎三尺，於是就故意製造一些摩擦衝突，然後以調解人的身份從中敲詐勒索。 野雞族民風彪悍，不吃郭彥欽這一套。郭彥欽於是奏報郭威，說野雞族剽掠商旅，截留貢賦，請求朝廷派兵攻打。 郭威派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率兵親王，並向他們傳達了中央的最高指示：如果野雞族幡然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