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後，南唐等來了機會：李守貞叛變。這同樣屬於第三個問題，即由內亂引發的外患，內部叛臣勾結外部勢力，干涉本國內政。 蜀、淮，一直以來都是中原王朝最頭疼的兩大頑疾。但後漢政權的最大外患還是北面的勁敵——契丹。 契丹雖然在經歷了“祖孫政權”，以“橫渡之約”和平解決爭端，隨後便進入了“後橫渡之約”時代，耶律阮同樣面臨暗潮澎湃的內憂內亂，但這絲毫不影響契丹對中原的覬覦。 一來是契丹的家底更厚，所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即便內憂纏身，也總能利用業餘時間騷擾一下中原；二來是耶律阮也把發動對外戰爭當做轉移國內矛盾的手段。 後文將會詳細展開契丹的南侵動作。 除此之外，專業無賴三十年的荊南“高賴子”高從誨，也冒泡刷了一波存在感。一直以來，荊南都屬於地狹兵弱，在“十國”中綜合實力倒數第一，但這絲毫不影響“高賴子”們的雄心壯志。 高從誨深知劉知遠地獄模式的困境，竟然主動對後漢發動了侵略戰爭。這種行為就好比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阿三和七十年代末的越南。荊南小朋友不聽話，該打屁股嘍。很快，高從誨就被劉知遠教育重新做人。 潭州南楚政權最高領導人馬希範、杭州吳越國最高領導人錢弘佐於劉知遠入汴當年去世，同樣面臨著最高權力的轉移、過渡，自顧不暇。而且南楚與吳越國長期以來都是中原王朝的友好鄰邦，因為他們並不與中原王朝直接接壤，而是隔著後蜀、淮南、荊南。遠交近攻。 至於廣州的南漢政權，早就與中原老死不相往來，處於斷交的狀態，幾乎沒有交集，且地處偏遠，中原的動盪無法波及嶺南。 福建的閩國政權，同樣是遠交近攻，迫於吳越國、淮南、南漢、南楚等國的封鎖、威脅，而始終尊奉中原王朝，同樣是因地處偏遠而“與世隔絕”。 綜上，這就是劉知遠面臨的內外交困的窘境。非常囧。 在撫慰詔書中，劉知遠表示大赦天下，釋放勞動力，恢復生產經營，恢復國內經濟； 凡是契丹人任命的官員，新政府一律予以承認，不再進行調動，請大家放心； 全國大免稅，去年拖欠的租稅一筆勾銷，汴州、洛陽各自方圓百里之內免除今年夏季的賦稅；一百里之外的地方，房屋稅減半徵收； 凡是被後晉、契丹貶官的，還沒來得及動身赴任的就不必赴任了，貶官命令撤銷；凡是已經到了貶所的，量才錄用； 凡是之前被判流放的，一律赦免回家；凡是被抄家充公的，按照實際情況酌情放還…… 新年新氣象，後漢雖處荊棘，百姓們卻仍然歡欣鼓舞，互相慶賀，瞧，還是咱們漢人天子愛惜百姓，不像那胡虜蠻酋。 契丹大軍撤退時，“第一島鏈”的最東部防線是相州節度使高唐英。聽到劉知遠南下的訊息後，高唐英也成了識時務的俊傑，派人與劉知遠秘密接觸，表示願意獻城投降。 劉知遠當然表示歡迎歡迎熱烈歡迎，於是遞話給高唐英，只要他肯迷途知返，戴罪立功，以往的罪責自然一筆勾銷。 然而使節還沒有把這個好訊息帶回相州，相州就發生了兵變，高唐英被殺。 契丹人之前指派了兩個禁軍將領——王繼弘、樊暉率軍駐防相州。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投降時，契丹人為了防止降兵反水，將這二十萬人的武器鎧甲全部收繳，打包送回契丹本土，原本打算將他們全部誅殺，在張礪、趙延壽的竭力勸阻下，耶律德光總算打消了大屠殺的念頭，但仍對他們不放心，於是將他們分批遣散到不同的地方，最大程度地削減他們的勢力。 所以王繼弘、樊暉和他們帶來的軍隊，身上沒有半片鎧甲，手中沒有半寸兵刃，一夥空手道運動員。 節度使高唐英對二人非常優厚，不僅在生活上好吃好喝地伺候著，還開啟軍械庫，給他們發放了武器鎧甲，幫他們武裝起來。二人對高唐英也表示感激涕零，願效死力，願當牛做馬報答他，巴拉巴拉。高唐英便將二人因為心腹親信之人。 如今，高唐英獻城投降，歸順劉知遠。王繼弘、樊暉看到了升官發財的機會，毫不猶豫地將高唐英誅殺。隨後，王繼弘自稱相州彰德軍留後，並派使節奏報劉知遠，說高唐英反覆無常，非真心歸降，被我及時發現，並及時處理。 於是，劉知遠就任命王繼弘為相州彰德軍留後；任命樊暉為磁州刺史。 相州歸漢，北面的邢州安國軍節度使高奉明趕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懼，於是把軍政大權委託給邢州軍隊總指揮劉鐸，自己則戰略轉移到了鎮州。 需要注意的是，在劉知遠入汴的時候，也就是後漢政權建立之初，契丹仍然佔據著黃河以北的絕大部分領土，比如上文剛剛提到的相州、邢州、鎮州等地，如果再加上杜重威佔據的魏州，那麼曾經的河朔三鎮（魏州魏博軍、鎮州成德軍、定州義武軍）及邢州東昭義軍全部在契丹人的控制之下。 後漢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