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次面試，魏仁浦的才華得到了展示，他擁有著細緻入微的觀察力、過目不忘的記憶力，且邏輯分析能力出眾，根據自己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經歷，總結歸納、邏輯推理，詳細說明了現在的契丹內部的軍事及政治情況，說得頭頭是道、條條在理。 郭威不禁對他刮目相看，於是向劉知遠大力推薦，說魏仁浦絕對是個難得的人才！ 劉知遠讓魏仁浦官復原職，等進入汴州之後再依材提拔。 千里馬不常有，伯樂也不常有。郭威盛讚魏仁浦，成為魏仁浦人生中的貴人，二人也因此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後來，魏仁浦的才能果然得到劉知遠的賞識，一路扶搖直上九萬里，可謂是平步青雲，僅一年多的時間，魏仁浦就從一名基層小科員，“呲溜”升到國務院，僅僅半年後，劉知遠駕崩的時候，魏仁浦就已經與郭威同為託孤重臣了。 再後來，魏仁浦輔佐郭威開創了後周王朝，成為開國元勳，歷任樞密使、宰相。北宋初年去世，他的三個兒子也均在北宋做官，其中三子魏咸信還成為了北宋駙馬爺，喜提宋太祖的女兒永慶公主。 這些是後話，總之，在劉知遠即將入汴時，魏仁浦做了人生中最正確的一次決定，棄杜重威而投劉知遠。有時候，選擇比努力更重要。努力決定前進的距離，而選擇決定前進的方向。 6月8日，汴州的文武百官在宰相竇貞固的帶領下，集體前往滎陽（今河南省滎陽市）迎接劉知遠。滎陽在汴州與洛陽之間，更靠近洛陽一側，所以汴州的群臣真可謂是遠接高迎了。 6月11日，劉知遠正式抵達汴州，原後晉的各道、各鎮相繼前來拜碼頭，表示歸順。 6月15日，劉知遠下詔，大赦天下，改國號為“大漢”，繼續沿用“天福十二年”的年號，因自己不敢忘記後晉的恩情。 照例，劉知遠也不再是矮窮矬的屌絲逆襲了，人家搖身一變，成了“劉皇叔”，從他的國號便可看出端倪。 按照慣例，本朝的國號應該是開國之君在前朝的封號，如梁王朱溫建立“大梁”。劉知遠在後晉的封爵是“北平王”，之前還封了一個“太原王”，不過劉知遠並未接受。 劉知遠開國之初沿用“大晉”國號，如今改為“大漢”，讓人們誤以為他是漢室宗親，所以名正言順地統治中原。但他自己並未追認祖宗，沒說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後”，因為他有個小小的麻筋兒——他是沙陀人。 雖然他有個漢人的名字，但“其先沙陀部人也”。有意思的是，《五代會要》偏偏說劉知遠的四代祖劉湍是東漢顯宗（即漢明帝，東漢第二位皇帝，漢光武帝劉秀第四子）劉莊的第八子、淮陽王劉昞之後。 在閏7月，劉知遠下詔興建皇家祖廟，一共六座，分別是漢高祖劉邦、漢光武帝劉秀，以及劉知遠的四輩兒祖宗（父、祖父、曾祖、高祖）。也在向人們暗示：哥是漢室宗親，劉皇叔的幹活。 總之，姓李的稱帝，國號一般都為“唐”（如淮南的南唐），姓劉的就喜歡用“漢”。 後漢開國的情況是表面榮光煥發，內部千瘡百孔，也可以算作困難模式開局。劉知遠面臨著全方位的挑戰。 首先，是其法統不正。 這一點我們已經分析過，劉知遠的解決辦法也比較高明，就是偷換概念、引導輿論，把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透過民族主義強化自己的合理性。 其次，是財政赤字。 在前文講述石重貴的內政時，已經用了大量篇幅介紹後晉末期的自然災害和朝廷的無盡剝削，在此基礎上，兵連禍結，與契丹打了將近五年的滅國大戰，使得中央財政雪上加霜。 戰爭結束後，中原的新主人——契丹，不僅沒有致力於恢復戰爭創傷，反而變本加厲，敲骨吸髓，榨乾了中原漢地的最後一滴血。 而後漢就是在這種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的，所以劉知遠要面對的財政赤字，遠比石重貴要嚴重的多的多的多。 第三，是暗流湧動的內憂。 國內（原後晉控制區）各道、各鎮雖然紛紛表示稱臣歸順，但這些“俊傑派”的忠誠度是十分有限的。 特別是像杜重威，他們曾經真心實意地服侍過契丹，是如假包換的賣國賊、漢奸，他們非常擔心劉知遠會反攻倒算，追究他們的叛國行徑，故而是嘴上喊哥哥、手裡摸傢伙，叛亂是隨時可能發生的。 最後，是嚴重的外患。 後蜀無疑是晉、遼、漢興替之際的最大受益者，在這場大災變中，後蜀蠶食中原王朝的西部領土，將大散關以南的土地全部佔領，貪婪的觸角甚至伸到了鳳翔、長安。 在劉知遠入汴的當年，後蜀孟昶就使用武力威脅和政治誘降兩種手段，脅迫、引誘後漢的封疆大吏歸降，比如鳳翔節度使侯益。 年底，後蜀以中原的兩個降將掛帥：以張虔釗為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以何重建為副手，率領大軍從成都出發，旌旗連綿數十里。 張虔釗，是李從珂稱帝時，投降後蜀的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