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覺與馮延魯兵臨福州城下，雙方互有勝負，王崇文、魏岑的援軍抵達後，南唐軍隊合力攻克了福州外城，暫時佔據上風。 李仁達被迫退守內城，隨後便派使節馳赴中原，向中原王朝（後晉）稱臣，以期中原可以在北面牽制一下南唐。 當時（946年9月），後晉連續兩次取得對遼作戰的勝利，後晉石重貴同樣沉浸在大國之夢中，任由長期與自己作對的南唐輕鬆吞併閩國，顯然不符合後晉的利益，既然福州忠貞不屈，心向中原，後晉也樂得讓他成為地區楔子，即便福州不能牽制南唐，那起碼也能噁心噁心南唐。於是，後晉欣然接受了李仁達的稱臣要求，任命他為福州威武軍節度使，加宰相銜（同平章事），總管閩國事務。 遠水不解近渴，後晉與福州之間隔著千山萬水，不可能直接向福州戰場投送兵力，而且此時的後晉正處於第三次“晉遼大戰”的前夕，也不可能“圍魏救趙”在淮北攻打南唐。李仁達如溺水之人，不放過任何一棵救命稻草，但他最終還是找到了正確的出路——吳越國。 福州部分守軍變節反水，引導南唐軍隊攻入城中，李仁達的親信只率領一百多人殊死抵抗，終因寡不敵眾，繼外城失守後，又喪失第二道城，僅剩最後一道防線——內城。李仁達於是緊急向吳越國稱臣，請求速發援軍。 福州已經危在旦夕，這時候，漳州發生兵變，泉州刺史留從效出兵鎮壓，驅逐變軍，隨後表奏部將董思安為漳州刺史，李璟予以批准。董思安的父親名叫董章，“章”與“漳”同音，董思安因此堅決推辭，李璟於是將漳州改名為“南州”，董思安這才接受了南州刺史的任命，為方便敘述，本書將一直稱之為“漳州”。 李璟命令董思安、留從效率部增援福州。 公元946年10月，南唐的各路兵馬齊聚福州，聲勢浩大。 與此同時，接到李仁達緊急求救的吳越國，陷入到激烈的討論中，文武群臣一致反對出兵相救，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咱沒彭大將軍；二是南唐大軍兵臨城下，李仁達僅剩內城負隅頑抗，也許不等我們援軍抵達，就已經失陷，恐怕已經來不及了。 唯有內衙都監使水丘昭券同志，堅決主張出兵相救。 最後，吳越國最高領導人錢弘佐同志高瞻遠矚，對群臣說不要僅侷限於眼前的苟且，我們還有詩和遠方。要把眼光放長遠，吳越國與福州唇齒相依，救福州就是救自己。這次會議的討論像極了新中國“抗美援朝”的偉大決策。 在錢弘佐的大力推進下，“抗淮援閩”行動展現出了驚人的執行力，在李仁達的使者抵達杭州的兩天後，三萬吳越大軍已經分水陸兩路，馳援福州，與時間賽跑。 11月下旬，吳越國援軍抵達福州，與李仁達會師，但福州仍陷入包圍之中，形勢不容樂觀。 但是，自從南唐接連攻克外城、二城，把李仁達壓縮排小小的內城以來，距今已經足足有一個月的時間，如果參照兵力對比和前期的戰鬥力，那麼這一個月的毫無進展就顯得頗為詭異，很明顯，是友軍放水行為。 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李仁達也許不是真的神，但南唐友軍是真的豬。 在福州前線，南唐大軍名義上的總司令是建州永安軍節度使王崇文，但友軍們根本不聽他的調遣： 陳覺、魏岑、馮延魯，頂著“五鬼四凶”的光環，根本不聽從王崇文的指揮； 留從效，原閩國降將，新任泉州刺史，還暗中操控了漳州，此時的他正想借福州之亂吸引南唐中央的精力，從而割據泉州、漳州，因此故意放水，養寇自重，後來的發展也如他所想； 王建封，將壇新秀，攻克建州、俘虜王延政的時候，王建封立下“首登之功”，第一個攀登上建州城牆，此時的他驕橫難制，不服管教…… 王崇文根本無法節制各部，南唐軍隊雖眾，卻如一盤散沙，各自為戰，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打起仗來更是狼上狗不上。更何況還有留從效之輩，憋著壞地故意送人頭，努力讓友軍輸。 所以南唐大軍圍攻了一個月，竟然毫無進展，李仁達蝸居在內城中，等來了吳越國援軍，等來了希望。 南唐大軍在福州城下耗了一個月，又一個月，再一個月……一直耗到了次年（947）2月。 在這幾個月裡，中原發生了一件大事：契丹人取得了第三次“晉遼大戰”的勝利，一舉攻入汴州，石重貴被俘北上，後晉滅亡。 這件事對淮南的震動還是相當巨大的。 首先，南唐在對契丹的外交政策上處於了極大的被動。兩國長期以來保持了親密友善的外交關係，並一直以南北夾攻中原、瓜分中原為合作基礎，在契丹南下滅晉的時候，就曾對南唐發出過真誠地邀請，要求李璟兌現曾經的山盟海誓，攜手攬腕，汴州相見。本小章還未完，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面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