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嚴重，如果不是子彈仍留在體內自我燒灼並連續被海水沖洗，槍傷可能會致命。要取出子彈遠不及本來可能的那麼危險，軀體組織已就緒、軟化、消毒，可以立即動手術。頭蓋的傷勢是真正的問題，不僅是因為它穿過皮下，而且傷及丘腦和海馬纖維區。如果槍彈的入口往任何一邊偏差一毫米，腦子的主要功能就會停止；它們沒受到妨礙。沃士伯作了一項決定。他連續三十六小時滴酒不沾，按照一個人最大的限度大吃澱粉和喝水，然後著手進行一項自從被倫敦麥克林醫院開除以來的最細緻的工作。一毫米，又是極其痛苦的一毫米，他刷洗著纖維組織區，然後拉伸、縫合頭蓋傷口上的面板，深知刷子、針或夾鉗最輕微的失誤都會使病人喪命。

有無數的原因使他不想讓這不知名的病人死亡，但特別有一個原因。

手術過後，所有主要病情都保持穩定，傑弗裡·沃士伯醫生回到他的化學和心理學附屬物上。他的酒瓶。他喝醉了，呆在醉鄉里。但他沒超出範圍。他知道他的處境，知道他一直在做什麼。這肯定是個進步。

不定哪一天，也許哪一小時，這個陌生人會聚集他的目光，而且會從他嘴裡吐出含糊不清的詞句。

甚至在任何一瞬間。

先聽到說話。它們飄浮在空中，好象是黎明的海面上吹過的清風，使房間涼爽起來。

“那是誰？誰在房間裡？”

沃士伯從帆布床坐起來，輕輕地把腿放到了一邊，然後慢慢站起來。重要的是不打斷他的話。不要有突然的聲響或軀體動作，以免病人吃驚而產生心理上的退卻。下面的幾分鐘將同他所作過的外科手術同樣精湛；人微言輕醫生他對此是有所準備的。

“一個朋友，”他輕輕地說。

“朋友？”

“你講英語？我想你會。我想你大概是美國人或加拿大人。你的牙不象是在英國或是巴黎補的。你感覺怎麼樣？”

“不知道。”

“還要一些時間。需不需要通大便？”

“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