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耆年參化育，享受八六寒暑，國祥人瑞，群仰高風。

雖然是哀輓死者，但突出的卻是寫生者——死者的兒子郭沫若。

自然，人們也感激死者郭朝沛“化育”了一個偉大的兒子。

是的，對於郭沫若來說，人民沒有忘記他從北伐之日起，就勇敢地戰鬥在前線，“掃軍閥殘餘”；人民更看到了在鬥爭極為嚴酷的今天，他能慨然來歸，為了“抗戰驅法西寇盜”不惜付出巨大的代價，帶領著其他同志，成功地“動員百萬士民，戮力同心，共襄偉業”。實事求是地說，這些評價都還是比較客觀公正的，應該看作人民大眾對郭沫若工作和鬥爭精神的肯定和認可。

郭沫若為了不負黨和人民的期望，就在這樣的鼓勵中兢兢業業地工作著。從武漢到長沙，又到重慶。從三廳的解散又到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工會）的成立。

時局在變，環境在變，地點在變，職務也在變，但是，不變的是他工作的原則，是他的革命熱情。幾年裡，他戰勝了許許多多的困難，他的宣傳工作始終是出色的，無愧於黨和人民對他的信任。

於是，在1941年10月，在當時國民黨治下的陪都的重慶，一場別開生面的戰鬥以郭沫若為主角，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這一年的1月，就在抗戰的緊急關頭，在最應當同仇敵愾的時刻，卻發生了讓全國人民震驚和悲哀的“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的發生，完全是國民黨內對日妥協頑固反共勢力蓄謀已久的一次政治陰謀。

早在1940年10月19日，蔣介石即指使其正副參謀長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致電八路軍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和新四軍葉挺軍長、項英副軍長，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限一個月內集中到黃河以北。何白《皓電》除對人民軍隊進行造謠誣衊外，還強迫按國民黨7月16日的“提示案”辦事。即：第一，取消陝甘寧邊區和一切敵後抗日民主政權；第二，八路軍新四軍集中到冀察兩省和魯北晉北一隅，受第二戰區閻錫山指揮，並不得越境和武裝民眾；第三，八路軍新四軍合併，編制總共不得超過10萬人（當時已有50萬人）。這不但是對由共產黨領導的抗戰力量的一種挑釁，更是反共投降的陰謀。為此中央中央向全國人民揭露了反動派的陰謀要求全國人民提高警惕。

1940年11月9日，朱、彭、葉、項覆電何白，據實駁斥了《皓電》對八路軍新四軍的誣衊，歷數了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的種種磨擦。嚴正指出：在日本侵略者正在策動中國投降之時“國內一部分人士，復正在策動所謂新的反共高潮，企圖為投降肅清道路”，內外勾結，“其事至險，其計至毒”。但是，中國共產黨為了顧全抗戰大局挽救危亡，為了團結教育中間派，仍然答應駐皖南新四軍軍部與直屬部隊開赴長江以北。

然而，反動勢力並不因此而有所收斂。1940年12月8日，何白《齊電》進一步作反共輿論動員，宣稱“調防”是執行“軍令”。國民黨並策動新國民黨的第三方面的報紙宣傳“服從軍令”的重要。國民黨並密令其各級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及宣傳機關，“以泛指之口吻，影射中共違反軍令軍紀之行為，督促政府嚴肅軍令，貫徹政令”。

於是一場反共行動就這樣不可避免地開始了。

1941年1月4日，駐涇縣的葉挺、項英率新四軍軍部等9千餘人開始轉移，準備繞天目山到蘇南，待機渡長江北上。6日，當新四軍軍部三個縱隊到達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軍隊7萬多人的突然襲擊。經過八個晝夜的激戰之後，新四軍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國民黨軍隊扣押。而蔣介石竟然宣佈新四軍為“叛軍”，不僅取消其番號，還下令進攻其江北部隊，而且聲稱要把葉挺交軍事法庭審判。

“皖南事變”的血腥行為，激怒了所有站在正義一邊的人們。毛澤東以中共中央軍委會發言人的名義嚴厲地揭穿和斥責了蔣介石的叛變陰謀。身在重慶的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郭沫若此時也在重慶，痛心疾首中，他也寫下了強有力的詩句：

江南一葉奇冤史，萬眾皆先天下憂；

淚眼揩乾還苦笑，暫忘家難賦同仇。

“皖南事變”之後，一切工作就更難進行了。蔣介石不僅在軍事上實行獨裁統治，而且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更是加強了箝制。那麼，怎樣來打破這種沉悶，反擊這種箝制呢？周恩來拿出了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