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來，想走就走？　於是，港大不但拒絕了張愛玲的申請，還要求她補上欠的四百來元學費。張愛玲當然不願意還，因為多年前，她離開港大時，學校還欠著她一筆獎學金。

說錢，讓人感到俗氣。但人又都是愛錢的：沒有錢，哪裡有安逸的生活，哪裡有寶馬、香車、美人？張愛玲是愛錢的，但在錢的問題上纏雜不清，到底讓人覺得討厭。這場關於“錢”的拉鋸戰，讓張愛玲與港大文學院院長之間的關係到了非常惡劣的程度。

沒奈何，張愛玲唯有帶著母親留下來的古董去賠禮，卻仍然沒有讓對方徹底消氣。張愛玲從來不否認自己是一個小市民，但這樣放低姿態，的確是難以啟齒的羞恥。

在香港的生活，窘迫是基調。香港是一座自由與繁華的城市，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看似美好的自由與繁華的表象底下，是冷酷無情。沒有生活來源，張愛玲希望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本來，她有希望做一名翻譯。但後來，她卻因為是從大陸來，而被懷疑是共產黨方面的臥底，最終與這工作失之交臂。

從離開大陸開始，好運似乎就沒有降臨到張愛玲身上。就算幼年時曾遭到繼母的苛刻，好歹也是能夠吃飽穿暖，所缺的只是新衣服。而這個時候呢？一個孤立無援的女人，一切都要靠自己的雙手來賺取。何況，她是除了做“天才”之外，對什麼都一竅不通的女人。

不過，值得慶幸的，還是張愛玲是“天才”………一個在文學方面，天賦異稟的能手。張愛玲數年前便在大陸有了名頭，這讓美國新聞署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對她產生了興趣。所謂的“新聞署”，當然與政治也脫不了關係。20　世紀50　年代，朝鮮戰爭期間，大陸與美國方面關係非常緊張。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美國當然需要推銷自己，並對“敵方”作反面宣傳了。

就這樣，張愛玲獲得了一份翻譯的工作。起先，她只是將一些英文著作翻譯成中文。後來，她將一部反面宣傳共產黨的《荻村傳》翻譯為英文。在這段日子裡，她還創作了《秧歌》與《赤地》，都有些“反共”的意思。有人說，這是在“新聞署”的授意下創作的。但就張愛玲本人來說，何嘗不是對共產黨有些“怨懟”。若不是大陸換了天，她的上海，會變成一個陌生的城市嗎？　她會被迫遠走他鄉嗎？

在政治上，張愛玲是為人所詬病的：先是嫁了漢奸，又跑去香港，為美國人撰文“黑”共產黨。但她不過是一個小女人，不過為情勢所迫，吃口飯而已。小說本身，也是充滿了文學性………連胡適看了《秧歌》都大加讚賞。

張愛玲在香港一共居住了三年。這三年的時光，比以往的任何時候讓她成長得都多。若說與胡蘭成的感情，讓她從一個“理論感情專家”完成了一次悲傷又帶著幻夢般美好的實踐，那麼在香港的三年，就讓張愛玲徹徹底底地從一個生活的旁觀者，成為了經歷者。

以往的她，都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此刻卻不得不去面對這個世界。她要獲得生存的空間……與旁人接觸，雖然讓張愛玲感到苦惱，但也讓她幸運地結識了也是在“新聞署”工作的宋淇夫婦………在她接下來的生命中，都與他們有著聯絡。

不過，在香港的生活，也給她帶來了不少麻煩………胡蘭成新書《今生今世》出版，有記者來採訪張愛玲，這讓她必須不斷搬家。

張愛玲終究喜歡做的是旁觀者。對於她來說，在不必與人交流的環境裡，才是最快樂的。香港……太嘈雜，周圍的人對她的窺視欲太強烈，到底不是個久居的地方。索性走得太遠一點，再遠一點，在沒有人打擾她的地方，在更廣闊的地方，也許會有新的發現、新的生活。

在“新聞署”負責人的擔保下，張愛玲去了美國。被她遠遠拋在身後的，是大陸，是香港，是日本。是那些她曾經愛過的，又愛過她的人。他們曾經伴著她，走了或長或短的一段。但他們終究還是紛紛離開了。她孑然一身，身上映著青灰的月影，走向自己蒼涼的結尾。

是永結無情遊，相期……此生，相會無期了。

放入另一個胸膛的溫暖一個孤身女人，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度，一定是不知所措的。不論她看起來多麼獨立和強大，在一個身邊來往的都是不同膚色的人的地方，總會感到無援。

留學生在美國的狀態，是於梨華與嚴歌苓都描寫過的………尤其是女留學生。來自並不寬裕的家庭的她們，不但要完成學業，還要在白種人的夾縫中討生活，賺取足以支撐日常開銷的一點工資。

然而，她們又是有希望的………學成之後，便能在社會上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