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州縣紅剝船戶所領地，水旱一體蠲免。水淹田畝，例於歲終確勘，涸前起徵，淹則停免。雍正十年，定淹田漕米照壓徵例，俟冬勘後，涸則帶徵，淹則豁免。

蘇、松、太三屬為東南財賦之區，賦額最重。世宗以來，屢議蠲緩，然較之同省諸府縣，尚多四五倍或十數倍。道光時，兩遭大水，各州縣每歲歉蠲減，遂成年例。嗣是徵收之數，除官墊民欠，每年僅得正額之七八或五六而已。軍興以後，兩府一州，受害尤酷。同治二年，諭江督、蘇撫查明，折衷議減，期與舊額本輕之常、鎮二府，通融核計，著為定額。其紳戶把持、州縣浮收諸弊，永遠禁革。四年，戶部遵議：“江蘇常、鎮、太五屬編徵米，系會同漕贈行月南恤局糧等款徵收。應如李鴻章等所奏，無分起運留支，一體並減，酌科則之重輕，視減成之多寡，計原額編徵米豆二百二萬餘石，減五十四萬餘石。”民困稍舒。曾國籓又請將蘇、松地漕錢糧一體酌減。部覆漕項為辦運要需，若議核減，費必不敷，勢須另加津貼，於民生仍無裨益。詔令國籓、鴻章仿浙省成例，核實刪減浮收，並嚴禁大戶包攬短交等弊。是年減浙江杭、嘉、湖三屬米二十六萬餘石。

海運始於元代，至明永樂間，會通河成，乃罷之。清沿明代長運之制。嘉慶中，洪澤湖洩水過多，運河淺涸，令江、浙大吏兼籌海運。兩江總督勒保等會奏不可行者十二事，略謂，“海運既興，河運仍不能廢，徒增海運之費。且大洋中沙礁叢雜，險阻難行，天庾正供，非可嘗試於不測之地。旗丁不諳海道，船戶又皆散漫無稽，設有延誤，關係匪細”。上謂“海運既多窒礙，惟有謹守前人成法，將河道盡心修治，萬一嬴絀不齊，惟有起剝盤壩，或酌量截留，為暫時權宜之計，斷不可輕議更張，所謂利不百不變法也”。自是終仁宗之世，無敢言海運者。

道光四年，南河黃水驟漲，高堰漫口，自高郵、寶應至清江浦，河道淺阻，輸輓維艱。吏部尚書文孚等請引黃河入運，添築閘壩，鉗束盛漲，可無泛溢。然黃水挾沙，日久淤墊，為患滋深。上亦知借黃濟運非計，於是海運之議復興。詔魏元煜、顏檢、張師誠、黃鴻傑各就轄境情形籌議。諸臣憚於更張，以窒礙難行入奏。會孫玉庭因渡黃艱滯，軍船四十幫，須盤壩接運，請帑至百二十萬金。未幾，因水勢短絀，難於挽運，復請截留米一百萬石。上令琦善往查，覆稱玉庭所奏渡黃之船，有一月後尚未開行者，有淤阻御黃各壩之間者，其應行剝運軍船，皆膠柱不能移動。上震怒，元煜、玉庭、檢均得罪。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英和建言：“治道久則窮，窮則必變。河道既阻，重運中停，河漕不能兼顧，惟有暫停河運以治河，僱募海船以利運，雖一時之權宜，實目前之急務。蓋滯漕全行盤壩剝運，則民力勞而帑費不省，暫僱海船分運，則民力逸而生氣益舒。國家承平日久，航東吳至遼海者，往來無異內地。今以商運決海運，則風颶不足疑，盜賊不足慮，黴溼侵耗不足患。以商運代官運，則舟不待造，丁不待募，價不待籌。至於屯軍之安置，倉胥之稽察，河務之張弛，胥存乎人。矧借黃既病，盤壩亦病，不變通將何策之從？臣以為無如海運便。”詔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議。時琦善督兩江，陶澍撫安徽，鹹請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運。乃使布政使賀長齡親赴海口，督同地方官吏，招徠商船，並籌議剝運兌裝等事。嗣澍言：“現僱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數十，分兩次裝載，計可運米百五六十萬石。其安徽、江西、湖廣離海口較遠，浙江乍浦、寧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盤剝費鉅，仍由河運。”上乃命設海運總局於上海，並設局天津。覆命理籓院尚書穆彰阿，會同倉場侍郎，駐津驗收監兌，以杜經紀人需索留難諸弊。

六年正月，各州縣剝運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兌，分批開行。計海運水程四千餘裡，逾旬而至。米石抵通後，轉運京倉，派步軍統領衙門文武員弁沿途稽查。沙船耗米，於例給旗丁十八萬餘石內動放，所節省耗米六萬石，仍隨同起運。承運漕糧每石給耗米八升，白糧耗米一斗，以補正米之不足。仍將漕運商耗核出二成，白糧核出三成，由津局給價收買，隨正交運。漕糧無故短少黴變，於備帶耗米內補足；不敷，勒令買補。如有斫桅松艙傷人等事則免之。船戶腳價飯米折色並津貼等銀，先於受兌後發七成，餘三成交押運員弁，到壩後查無弊端，始行全發。沙船餘米不下十萬石，初照南糧例，聽天津人照市價收買。嗣以商人希圖賤價售買，改由官為收買，其價銀由江南委員轉發船戶，後仍令商船自行售賣。

每屆海運期，沿海水師提鎮，各按汛地，派撥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