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為達里爾·柴納克（4）　負責的20 世紀福斯公司寫的東西對編寫電影劇本毫無用處，對他本人更是興味索然；一是素來痛恨為錢而寫作，偏偏不得不為錢而寫作。後來他說：

“我老是哄自己說，星期六他們要給我錢了，要給錢了。”福克納編劇本既是大才小用，又力不從心，事情明擺著，他不勝任這項工作。這時，周圍人們的好意顯得特別寶貴。後來他開始喝酒，“因病”不來領工資，事情就嚴重了。起先，還能控制，後來便不能自主。1936 年秋，梅塔準備嫁給雷布納時便失控過幾次。1937

年春，陷於寂寞和挫折中的福克納常會“在火爐中醒來”，他稱“黎巴嫩香柏”和“好撒瑪利亞人”這些醫院為火爐。從昏迷和虛弱中醒來可不好受，特別在醫院的一片白色下，倍覺羞愧。福克納斷斷續續酗酒多年，明目張膽。有時“裝醉”，猶如以前裝小丑；有時愛吹噓酒量大而不醉。第一次大戰後不久，他已開始裝成借酒澆愁的人，和當時扮演的其他角色一樣，既使自己顯得神秘莫測，又可用作煙幕。

但大部分時間，酒杯拿得起放得下。吉爾生下後，他戒酒近一年。只有在“內心實在紊亂痛苦”時，才失去控制。

他扮演過借酒澆愁的角色，他親嘗借酒澆愁的滋味。1936 與1937 年之交在加州，他開始來真的時候多，假的時候少。一部分原因是夫妻生活不和諧。梅塔的分手使他十分痛苦，但是直到《野棕櫚》（1939）一書出版寸挑明。還有一些不太明顯的原因：他不喜歡好萊塢，他曾對弟弟說：“要不是為了錢，才不願意住在那裡呢。”他懷念他所習慣的消遣和去處，特別是山揪別業和牛津附近的山林。他討厭好萊塢的時髦消遣——宴會和雞尾酒會，蔑視那些場合的談話。8　月，距迪安去世9　個月，弗能·翁利這位老資格的闖蕩江湖的飛行教練在搭乘芝加哥南方航空公司的班機時空難死去。一個月後，福克納恢復飛行，但是在邁因斯機場租機單飛竟比寂寞更加難受。亡弟亡友的回憶不僅使他痛苦，還使他害怕。又過了幾個月後，飛行才重新成為消遣而不是對意志力的殘酷考驗。

然而，飛行不止是消遣，它能召回懷念的工作情景和滿足心情。現在家居的房子和工作場所的平房裡都沒有他獨用的房間，沒有可以卸下的門球。

用他的後來說，淹沒在電影堆裡，幾乎沒法做自己的工作。《押沙龍，押沙龍！

》的校樣看完，眼前又是一片空白：他幾乎垮了。儘管談起過寫些新的短篇或寫一部長篇小說的打算，真正落實的還是舊作：《押沙龍，押沙龍！》和為《晚郵報》寫的系列故事。既然人在好萊塢，便想把託瑪斯·塞特潘的故事賣給電影界，說不定不透過經紀人，可以賺到足夠的錢跳出電影界。但是開價從“至少10 萬元”降到5　萬還找不到買主，他只好死心。煩躁不安日甚一日時，他又回去搞巴亞爾和林戈的故事。他在12 月中寫信給貝內特·瑟夫說，想把為《晚郵報》寫的許多短篇編成一本書，不知蘭登書屋以為如何？

有工作在身，加上心情沮喪，編《未被征服者》不啻為上策；新的創作不多，有大量的修訂和改寫，後者還往往引出前者，其中有一大段擴充，那是一個長長的結束段，叫作《維勃那的香味》。《維勃那的香味》取材於前幾段故事，把《未被征服者》推向解決，從而把系列故事連綴成長篇。可是，雖說容易，進度卻不快。

修改工作直到春天才有進展，7　月中才完全結束全書的最後一段。

把《未被征服者》的最後一段寄給蘭登書屋時，福克納獨自一人在好萊塢，埃斯特爾和吉爾已於5　月回牛津，他也準備離開那裡；7　月，20 世紀福斯公司聲稱不考慮再籤合同。本未他已“受夠了電影”，苦苦想念吉爾，下籤合同也好，可以鬆口氣；但是他主要的感覺是失敗。好萊塢的收入太好了：1936 年掙了大約2　萬元，1937 年前8　個月掙了不止2　萬1　千元。要實現不愁錢用的舊夢，他需要續簽合同、需要更高的薪水，而不是就此了結。

最後幾週中，福克納寫寫書、開開飛機、喝喝酒。告別幾個朋友後，跟達里爾·柴納克約了一個時間把自己對他和電影廠的看法一股腦發洩個痛快。9　月，回牛津，和女兒玩，在貝利樹林裡散步騎馬。第二年4　月，看中30 英畝的一塊地，決定買下，作為慶祝40 歲生日給自己和家人的禮物。

離家雖一年有餘，回來不久又外出。10 月中旬去紐約，心裡惦著幾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