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納改動了霍拉斯的作用，也改動了娜西莎和小貝爾的作用。她們在《聖殿》第二稿中有著兩種重要功能：說明霍拉斯的弱點的由來，也說明對南方婦女的一種看法。後者對於我們理解坦波爾和她的一生至關重要。小貝爾雖然楚楚動人，但更多的是挑逗慾念；雖然大膽，但更多的是愚蠢。她和坦波爾有一些共同之處，包括難以剋制的性慾。娜西莎則相反，她體現重名譽、愛體面的品格。她認為性慾的一切表現既可厭又危險，因此始終主張剋制。在娜西莎眼裡，魯比·拉瑪對李·古德溫的忠貞算不了什麼，重要的是她居然不結婚就跟人同居。娜西莎的這一判斷中，我們不僅看到她崇尚剋制，還看到她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社會依靠剋制，特別要剋制性衝動；絕無可能指望男人有足夠的剋制力，因此女人必須背上文明的十字架。

娜西莎的這些信念條條都和她的社會合拍。和她的社會一樣，與其說是天真無邪，倒不如說憤世嫉俗；不是大驚小怪，而是容易生氣。她把男人想象得十惡不赦，換言之，金魚眼的性變態和她哥哥一度以她為目標、如今一心想著姦汙繼女的妄想狂，都趕不上她心中的懷疑。她對女人要求極高，認為文明全靠女人自我剋制、也強使別人剋制，才得以維持。然而，她如此要求女人，卻又認為女人難以守身自持——小貝爾的勾勾搭搭不足為奇，魯比·拉瑪藐視習俗才是罪過，十分兇險。坦波爾的經歷，從嬉皮笑臉賣弄風騷開始，後來好奇地躍躍欲試，然後放縱情慾和墮落，直到用盡心機重返受人尊敬的社會，刻畫出娜西莎和她的社會所能看到的唯一出路。

一方面因為她看到的出路條條險峻，另一方面因為她對於體面把握不穩，娜西莎對女人的不信任不亞於對男人的鄙視。然而由於我們鄙視坦波爾，由於我們無不覺得坦波爾的痛苦和墮落太過分了，我們可能會覺得《聖殿》對書中男人的同情多於女人。連小說中最露骨地摧殘婦女的金魚眼原來也受到過他母親的摧殘。除了魯比·拉瑪這個唯一重要的例外，書中的婦女不是走向一個極端，便是走向另一極端；不是主張剋制，便是誘姦男人，風騷淫蕩。這兩個極端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坦波爾初試雲雨，便挑逗勾引男人；慾火上升，便滿嘴淫聲浪語，還作弄男人、使男人受盡屈辱。她回到社會所認可的角色，接受父兄的保護；為了幫助他們毀掉李·古德溫，她當眾撒謊。

福克納重寫《聖殿》是“改稿的小小奇蹟”。許多讀者只記住他說過的關於《聖殿》構思粗俗的話，卻忘了他還說過別的話：他不惜付出代價“爭取重寫的權利”，為的是要“把它寫成一部無愧於《喧譁與騷動》和《我彌留之際》的作品”。“總算幹得不錯。”他說：“我盡了最大努力。你們沒有看到的那一稿是低階拙劣的，我再窮也要豁出去賠上錢，就是不能讓它出版。你們看到的這一稿是我盡最大努力寫出來……真實動人，儘量寫得深刻而有內涵。”12 月間，苦幹了幾個星期，修改完畢，寄給哈爾·史密斯。

1930 年在修訂《聖殿》中滿意地結束。福克納在《我彌留之際》曾借埃迪之口攻擊言語，說道：“言語是吹氣，細若遊絲上天，一瞬即逝，毫不傷人”；“行動則鐵證如山，確鑿不移”；“罪、愛、恐懼不過是喧譁，是從沒犯過罪、從沒愛過或恐懼過的人用以表示他們沒有擁有過的東西，表示他們永遠也不可能擁有的東西，除非他們忘掉這些字眼。”後來，在《星期六晚郵報》發表的一個短篇中，他又借索西厄·韋德爾之口讚美語言道：“人的生命都是用聲音來進行總結，並藉助聲音而有意義。勝、敗、和平、家。

那就是我們何以必須苦苦為聲音製造意義的原因。”埃迪的話和韋德爾的話同樣反映福克納對自己天職的信心。他知道自己絕不會單以語言為滿足，但他也知道沒有必要以語言為滿足。如今他確信自己沒有語言永遠得不到滿足。過去一年中，他重建了一座大宅，成家立業，他和埃斯特爾快要有孩子了。然而，他繼續不斷地為聲音製造意義，探索並擴充套件他的神秘王國。發表的作品越來越多，他賺了一點錢，多少出了點名。但由於他和埃斯特爾的需求不斷增加，手頭依然拮据。幸好他又有一部小說即將出版，滿心以為能靠它賺筆大錢。

1931 年1　月11 日，哈爾·史密斯出版《聖殿》前一個月左右，福克納生下第一個孩子，是一個女兒。她懷孕時期不太順當、分娩也不順當。埃斯特爾休養好幾個月才恢復健康。嬰兒早產兩個月，個子很小，但看上去還可以。福克納本來就希望得個女兒，一半是因為可以襲用他最喜歡的姑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