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人上演《伊根下士》——一部講第一次大戰中一個愛爾蘭士兵的喜劇，菲爾·斯通的弟弟吉姆飾演主角，伊根的死黨、猶太人伊齊·戈爾德斯坦這個滑稽角色由威廉·福克納扮演。有好幾個福克納的朋友參加演出，但是誰也沒想到福克納也會決定參加。然而伊齊·戈爾德斯坦這一角色既熟悉又陌生，對福克納很有吸引力，因為它反映了福克納在牛津的處境。

福克納自己說過，他在牛津既覺得舒適自在、又有點拘束。

與此同時，哈爾·史密斯決定出版《聖殿》，引起牛津人的公憤。他以前說過，出版《聖殿》會使作者和出版者都坐牢；現在他認為這本書可能賺錢，不僅能幫助福克納還清欠帳，也能挽救財政陷入困境的喬納森·凱普和哈里森·史密斯出版公司。11 月，史密斯寄來校樣，福克納讀後自己也覺得生氣。他知道自己寫這本書是出於懊喪和憤怒，當然也為了賺錢。使他吃驚的是這些動機暴露得太明顯了。作品寫得粗俗不堪：“我讀了，寫得太差了，處理方式也低階。促使我寫這本書的衝動昭然若揭，從書中每個字都看得出來，所以我說我不能讓它出版。”福克納在寫給哈爾·史密斯的信中建議把這部稿子報廢，但是史密斯把解決經濟困難的希望押在它身上，他需要賺錢，棄之可惜。因此回信說他要出版此書，福克納回信說，如果要出《聖殿》，必須重新寫過。史密斯告訴他說，重寫的話，重新排版的費用，福克納必須承擔一半。即使如此，福克納仍然堅持要重寫後才讓出版。

福克納深知他必須“為這份權利付出代價”，但照舊開始重寫起來。他不惜工本，大段大段地重寫，然而絲毫沒有減少小說中的恐怖和暴力場面——坦波爾遭強姦和誘姦，金魚眼殺人害命，反而增加了私刑毒打李·古德溫一節。刪去和修改的部分都是些只與個人有關而與全域性關係不大的材料，尤其是霍拉斯·本博這個寫詩失敗而當上律師的製造花瓶的工人。

在《墳墓裡的旗幟》中，霍拉斯·本博鍾情於妹妹娜西莎，雖在《聖殿》中同貝爾·米切爾結婚，但仍然藕斷絲連，他的妻子貝爾說，“你和妹妹相愛？書上怎麼說來的？叫什麼情結？”貝爾的淫慾令他反感，他既怨她性慾太強，又嫌她唾手可得。於是他縮排狂想中去，不僅想他的妹妹娜西莎，還想他的繼女小貝爾。亂倫之念對他始終極有魅力，其中奧妙就在於它使貞潔與狂暴的高潮得以調和。在《墳墓裡的旗幟》中，霍拉斯坐在娜西莎的床上，陶醉於“把手按在她遮住的膝蓋上所引起的那種放肆的寧謐感”。和見了水仙女而想入非非的神話主角一樣，他滿足於這種狂熱的寧靜，親暱的貞潔，它提供他在狂想中製造一種“不容置疑的高潮”所需要的經驗依據。在《墳墓裡的旗幟》中，他眼看著貝爾的前夫哈里·米切爾撫愛小貝爾，小貝爾則盯住霍拉斯，“那份滿面春風的羞澀，令人心醉”。和《喧譁與騷動》中的昆丁·康普生一樣，霍拉斯把忍冬花的芳香同良宵、心猿意馬、不能完全剋制的情慾聯想在一起，不過，他的物件不僅是娜西莎和小貝爾，還包括他的母親。這類意念之強烈，竟使他的夢想比生活更加必要。有時他夢見一些東西神秘而“無可挽回地失去了”，有時他夢見日後會有的東西。不過，他總是從半截子經驗走向想象中的實現。他想起自己感受到小貝爾的動人魅力時，就回想到“玉米棒的隱約而憤怒的騷動”，又把這些騷動同強姦坦波爾的報道聯絡起來。然後獨自坐著，手捧小貝爾的相片（而不是那隻叫作娜西莎的花瓶），彷彿看到繼女遭到姦汙，“赤條條仰面朝天被捆綁在一輛平板車上，在漆黑的地道里疾駛而去。”《聖殿》修訂稿中的霍拉斯仍是一個重要的角色，仍然情感錯綜複雜，茫然若失，繼續進行各種各樣的錯位和替換，繼續把亂倫看作情愛的最完美形式。但是，修訂稿中霍拉斯的故事大加改動，特別是一些使它成為“弗洛伊德學說”的段落，“研究一個陷於半掩半露的亂倫妄想而不能自拔，以致喪失意志，不能行動、毫無勇氣的人”。

在《聖殿》第一稿中，霍拉斯這條線同坦波爾的主線分庭抗禮；第二稿中，它不是對抗而是引申坦波爾的故事。

從一個插曲到另一個插曲，霍拉斯看見了一個又一個受金魚眼的變態和暴力摧殘的女人，他企圖為李·古德溫辯護，雖然用心良苦，但是軟弱無力，結果一敗塗地。到頭來，只好承認惡的普遍存在，也承認自己無能而感到內疚，甚至多少也意識到是種種內在力量，包括他的亂倫狂想，削弱了他的戰鬥力。

在《聖殿》的修訂稿中，小說成功地表現了這一切而不覺支離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