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前珍藏的曲子了，在這段重現的時光裡，女主角是將要見面的金月蘭。

早上七點鐘，金月蘭一天忙碌的生活開始了。

下海兩年多了，看上去一切都在朝好處變。“都得利”在西平的商業零售界做出了名聲，在宴園小區有了一套自己的私房，女兒的學習成績開始在重點中學名列前茅。可這一切，僅僅給金月蘭帶來一些安慰，並沒給她帶來多少幸福和歡愉。相反，她感覺到一個個困惑接踵而至，生活的味道漸漸發生了質的變化。六大商場竟聯起手向小小的“都得利”發難，這讓金月蘭始料不及。這些日子，金月蘭一直在問自己：“難道我金月蘭已經站在國家的對立面了？”如果自己下海經商，僅僅是為了掙錢，僅僅是為了解個人生活的燃眉之急，那麼今天的金月蘭和那個十八年前眉頭沒皺就捐了二十萬遺產的金月蘭到底還有什麼關係？如果現在的金月蘭和過去的金月蘭沒有什麼質的區別，開商店只是承擔自己的一份社會責任，那“都得利”商業零售公司為什麼就成了國營大商場的敵人？

金月蘭無法想清楚這些。她只是感覺到不能放棄以最低價在市場立足的經營方針，不能妥協。當初走這一步，目的並不是開一家可以用來養家餬口的雞毛小店。不說什麼遠大的理想，也不講什麼百萬富婆、億萬富姐的野心，金月蘭只認準了一條：讓廣大群眾歡迎的“都得利”發展壯大並沒有錯。

翻完當天的《西平都市報》，金月蘭的心愈發變得沉重了。春節前後，大商場肯定要挑起降價大戰，用這種最直接也最殘酷的方法，逼那些實力單薄的對手退出角鬥場，或者把它們殺死。“都得利”怎麼應戰？應戰或許還談不上，“都得利”明年春天還能維持嗎？靠李姐為首的、全部由退休下崗人員組成的娘子軍迎戰，行嗎？當然不行。讓金月蘭感到悲涼的是：“都得利”招聘廣告登了一個多星期，男性應聘者只來過三個人。如果短時間內找不到一個男性總經理，“都得利”的日子恐怕就更難了。

金月蘭仰靠在椅子上發了一會兒呆，再坐直了伸手去拿辦公桌上的一疊報表，猛然間發現玻璃板裡映出的凌亂頭髮裡竟像是藏了一些白霜，不禁吃了一驚。慌忙從抽屜裡拿出一個鏡子，對著翻找好一會兒，沒發現一根白髮。剛出了一口長氣，她無奈地發現眼角的兩三條纖細的魚尾紋像是變深變長了。她索性站起來，仔細審視了剛剛度過四十歲生日的自己。身材依然顯得苗條而富有曲線，眼睛依然明亮而有深度，雙頰還帶著自然而均勻的潮紅，雙唇不塗口紅而依舊鮮豔和飽滿，一頭青絲沒用任何護髮產品依然能發出溼潤的光澤。她對自己說：還用不著為眼角這幾條淺淺的魚尾紋而驚慌失措。她對著小鏡子微笑了。笑容剛剛綻放，又僵住了。女為悅己者容。金月蘭又一次想起了該死的男人！

在金月蘭四十歲的生命裡，男人留給她的美好的記憶實在少得可憐。回想起來，只有區區四個男人在她的生活中產生了實實在在的影響。前兩個男人，一個是她父親，一個是她的祖父。一九四九年冬天，兩路解放大軍從東面和北面對西平形成了合圍態勢，無數個西平的有產家庭面臨是走是留的兩難選擇。在一個寒冷的冬夜裡，在西平商界赫赫有名的資本家金西林和小兒子金鐘鳴之間發生了一場激烈的衝突。金西林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寄予厚望的小兒子，早在兩年前就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了。父親的要求很簡單：只要小兒子跟他去臺灣，他不會追究兒子在政治上年幼無知所犯的錯誤。小兒子的要求也很簡單：只要父親留在西平，不轉移任何資產，他保證全家在新的政權下能保留一定的合法地位。父子倆都沒讓步，談話以父親打兒子一記耳光和兒子一份與父親和家庭斷絕一切關係的宣告結束了。一個星期後，父親帶著一家主要成員登上了西平飛往昆明的飛機，從那裡轉飛臺北；兒子當天就把父親惟一帶不走的資產——一個偌大的院子，變成了知識界促成西平和平解放的大本營。五年後，金鐘鳴和一位西南軍區的女戰士結了婚。兩年後，這個在延安孤兒院長大的女戰士，生下金月蘭四十天，死於產後風。以後的九年，金月蘭和整天鬱鬱寡歡的父親相依為命。“文革”開始後，鬱悶成疾的父親撒手塵寰，金月蘭像她母親一樣進了孤兒院。八年後，初中畢業的金月蘭到國棉六廠當了一名擋車工。在金月蘭的記憶裡，父親的形象和焦裕祿十分相似，留著一邊倒的髮型，沒日沒夜地披著衣服坐在一張破藤椅上為黨工作著，剩下的時間，就是燃起一根紙菸，望著窗外西平那總也不會晴朗的天空沉思。父親那個時候在想什麼，金月蘭不知道。金月蘭只記得父親對她說得最多的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