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有的是農家肥，它再少也能確保這五六畝試驗田的需用。他們抱著越多越好的原則，一下子就給試驗田裡施了一尺多厚用秸稈和蒿草所漚的農家肥，給試驗田好像蓋上了一層既厚實又鬆軟的棉被。心想：這一下子肥料施得這麼足，看莊稼不長好還能有什麼說的。然後，他們就又對作為試驗田的那塊地進行了深翻，用鐵鍁把這塊地一鍁接著一鍁，一茬倒一茬，一下子齊齊翻了一米多深，等於把地整個翻了個過兒，把地下面的死土全給翻到了地表，而把原來地表很肥沃的那些由多年耕種形成的活土全都給翻到了一米以下的田地深處去了，一味心想：“這下深翻可也該夠數了吧。”地整理好了，這接著就應該是播種了。牛保民被大勢所迫，在大家的慫恿下，破格地解放思想，大膽革新，切實貫徹農業“八字憲法”中密的原則，播種時身不由己，硬著頭皮，破天荒地一個勁兒讓稠、稠、稠；縱播了橫播，橫播了接著再縱播，就這樣翻來覆去不住地往地裡播種。通常一畝地一般只播種十來斤種子，現在試驗田裡一畝地竟然給播種了一百二十多斤—不在地裡撒下足夠的種子，怎麼能產下理想多的糧食？這是自然之理。人們認為這才算是真正在落實黨中央在農業八字憲法中所提到的“合理密植”的密。牛保民心裡卻直嘀咕，暗暗思量：“我的媽呀，這一畝地來年到底能收穫多少糧食呢？現在光種子一下子就種了這麼多？”—要知道，按常產，當時一畝地產糧食也就是隻不過是一百二十斤左右，就這還要是好莊稼哩。如今往地裡種的種子竟然比常年地裡所出產的糧食還要多，這樣，到時候地裡究竟能長出來個什麼樣的莊稼？當時的人幾乎每一個口口聲聲都稱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可是他們哪一個真正把馬列主義思想中的那個唯物論辯證法當回事了？哪裡知道還有物極必反這個理兒？無意識的只是一味盲目地強調密植，卻把“合理”二字拋在了腦後而置之不顧。“地裡種不下夠多的種子，哪裡還想來得高產量”這思想一時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儘管牛保民對這樣的做法疑慮重重，可是他手下的那些組員一個個還是議論紛紛，不大滿意，不斷地向他提建議說：“人家某某生產大隊的試驗田，一畝地都要下種二百多斤種子哩，咱們下種那麼一點兒種子能比得過人家嗎？別叫上邊說咱思想保守、落後，把咱給批評了著。現在到處都講究敢想、敢說、敢幹呢，你說你一天到頭倒敢什麼？一天畏首畏尾的，跟上你也真夠窩囊的。”怎奈這牛保民生性是個實在人，他心裡老想的是這不管什麼事情都是有個極限的；凡事一旦超過了極限，那就馬上會走向反面，招致和自己初衷相反的結局。在試驗田裡是要大膽搞試驗，但決不能由著性子，耍二桿子勁，蠻幹。

試驗田裡播種的小麥破土出芽了，由於種子質量好，出苗率高，更不要說糞肥充足，水也有保證，地裡麥苗稠得一個擠一個，幾乎都疊了起來，比往常農民在地裡所下的蔥秧不知還要稠多少倍，簡直都跟秋天天氣晴朗時銀河的星星稀稠差不多了，密密麻麻一氈片子，連水恐怕都潑不進去。

孟至塬管區召開科學試驗種田小組組長會議，讓大家預測、上報各自試驗田來年每畝地的產量。牛保民想：“這回一定要解放思想，敢想敢說。”同時心裡又反覆盤算著，“如果碰上好年景，在水肥充足、管理得當的條件下，自己所搞的那塊試驗田，平均一畝地能產一千斤小麥，那就很不錯了，比現在的好年景一畝地產一百二三十斤就能高產七八倍了。真要是那樣了，那麼一年所收穫的糧食怎能吃得了呢—那把人就都能高興死。”於是他就顯了個積極，打了個頭炮，率先發言表態，為他的試驗田明年的高產預報了這麼一個“驚人”的數字。他所上報的這個數字實際上就已經有點兒虛誇了，他表態以後，心裡還正打著如意算盤，自我陶醉呢，以為管區的領導聽到他所上報的這個敢想敢說的預測數字，一定會在這個全管區的試驗田小組長會上大力表揚他，倡導全管區的科學試驗種田小組都向他們學習呢，可是誰能料到繼他發言之後，其它科學種田試驗小組的組長也一個個精神煥發，鬥志昂揚，爭先恐後地搶著發言，並且一個比一個“敢想敢說”，直聽得他瞠目結舌，不相信了自己的耳朵。只見一個人慷慨激昂地站了起來說：“我們科學種田試驗小組的試驗田明年畝產保證一萬斤。”牛保民聽著這話如晴天一聲炸雷，驚得嘴張開好大，舌頭吐出老長，一時不知所措。然而就在他還沒有回過神來的時候，又有人緊接著高喊一聲：“我們大隊科學試驗種田小組所種的試驗田，明年有望畝產三萬斤！”……就這樣，全管區二十多個生產大隊的科學種田試驗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