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沒有人敢為革命工作盡心盡力地去值夜班？我們的革命同志還能不能毫無後顧之憂地幹革命？我認為牛保國案件不是一起簡單的強姦案件，更嚴重的它還是一樁典型的破壞社會革命公共秩序案。我們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實實在在地給他來一個殺一儆百。”

向來辦事沉穩老練的縣長兼法院院長賀新春，這時候看看大家的發言表態都已差不多了，是到“千槌打鑼，一槌定音”的時候了，然而對這起案件他歷來就不這麼認為。他認為犯罪嫌疑人牛保國的作案經過確實令人髮指，天地不容，但是這些辦案人員也未免頭腦有些發熱，思想有些偏激，過於偏重於感情用事。他們這些人似乎覺著說話辦事都是越左越革命，所以就寧左勿右，在辦案過程中“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作為華陰縣的一縣之長兼法院院長的他有責任、也必須在辦案中掌好舵、把握住分寸，決不能草菅人命—現在到了他不站起來說話不行的時候了。你看剛才他手裡握著一隻斯大林式的大煙鬥，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在一口接一口地抽菸，默默地專心聽大家發言，讓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在座的人你一言，我一語，一個個見仁見智，據理力爭—這是賀新春縣長有意在充分發揚民主。當他看著大家把各自的看法都發表得差不多了，是到該集中的時候了，這才慢條斯理、從容不迫地把他手裡所握的那個斯大林旱菸鬥裡的餘燼在桌子角輕輕地磕了磕，然後又幹咳了兩聲，眼睛向在場的全體與會人員掃視了一週，看到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盯著他，等著他作最後的表態發言—要知道，此前大家說的再多，那些話雖然一個個證據確鑿，理由充足，但這都只能作為定案的參考，敦促他這個縣長兼法院院長下最後定案的決心，而最後的定案，還是要他這個縣長兼法院院長來拍板的。現在對犯罪嫌疑人牛保國到底應該怎樣發落，大家就全都看他—賀新春的一句話了。他這會兒可真的一言九鼎，掌握著牛保國的生殺予奪，牛保國是死是活，就全在他一句話了。他不慌不忙，神情十分嚴肅地向大家說：“同志們，牛保國案件的發生，確實讓人氣憤。其手段之下流、性質之卑鄙，實屬罕見。我們革命隊伍中居然出現了像牛保國這樣的敗類，是我們的羞恥，我感到無比汗顏！如果從感情上要我表態的話，殺他一百次都不為過。”賀新春縣長話說到這兒情緒激動起來，禁不住猛地站起來，拍了一下桌子說，“當我剛一聽到這事的時候，氣得幾夜都沒能睡得著覺。”接著他又意想不到的放緩了語氣說，“不過，後來我對這起案件想了又想，總覺著我們這些執法工作者任何時候都要切忌感情用事，都要多一些理性思考。我們的情緒歸情緒，可是情緒萬萬不能代替法律。我們時刻都要牢牢記住我們是執法工作者，我們的使命是執法，而不是發洩。我們事事都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來規範自己的工作行為，來不得半點隨意。我們今天所辦的牛保國案件到底屬於一起什麼性質的案件，這個問題大家認真想過沒有？如果以前沒有想過，我勸大家現在就平心靜氣地認真想一想。”賀新春縣長雙手按著桌子，頓了一頓，向著在座的人又環視了一下，留心看他們每個人的面部表情。大家這會兒都在一眼一眼地瞅著他，靜靜地聽他講話，誰也不說一句話，很是專心致志。賀新春於是就又接著說：“牛保國案件的性質不論怎樣惡劣，作案手段不論是怎樣的卑鄙，說到底，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一起強姦案，我們怎麼能風馬牛不相及地把它與反黨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反革命案件等同起來呢？況且就這一個案來看，它也沒有引發起更嚴重的社會後果，比如受傷害人傷殘、死亡呀什麼的，所以我們怎麼能以情代法，憑著自己的好惡，就把牛保國判成死刑呢？據我所知，牛保國這人還是個人才，他能拉會唱，能文能武，琴棋書畫，樣樣都會，不失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才子麼，多少都會有點兒好色，自古皆然，一個年輕知識分子，我想也不例外。然而，我們目前在建國之初，正當用人之際，何必一定要置他於死地而後快呢？依我看不如寬仁厚德，判他個三年、五年，給他上一條活路，讓他在監獄裡勞改勞改，好好地改造一下他那非無產階級世界觀，也就可以了。說不定經過三五年監獄的勞改生活，我們還能把牛保國教育得痛改前非，出獄後重新做人，繼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社會建設發出自己的光和熱呢。大家看怎麼樣？”中國人自古以來就習慣了家長制，儘管大家剛才各執己見，眾說不一，但是現在縣長兼法院院長這麼說了，其他人還能再說什麼？大家就都不再堅持自己的觀點了。於是牛保國最後終於被從輕判處有期徒刑四年，遠遠地押送到甘肅省的一個勞改場服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