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良佐自打與左夢庚、方國安見面回到江北後，立刻寫信給馬士英假稱接到了桂王，誘使馬士英來軍中並將他扣住了，所以馬士英深陷泥沼，為了脫身，亦不得不來南京。

閣臣還有兩人。一人王應熊，以左副都御史、東閣大學士身份入閣；一人丁魁楚，以兵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身份入閣。

王應熊博學多才又性格強橫，頗受人敬畏。其人早在崇禎六年就因與周延儒、溫體仁結黨入閣，直到崇禎八年都在溫體仁領導下的內閣做事，溫體仁倒臺後被連累回家賦閒。崇禎十五年，周延儒為首輔，又把他請入閣，但後來周延儒論罪，王應熊受到牽連，奉詔入朝對證，可還沒到，北京就被順軍攻陷了。他隨後返回老家，但在中途為趙當世延攬，轉行南京。他雖在崇禎十六年冬天未能趕到北京，但論身份仍可視作北京舊官，任用他，也有著招攬北方舊官來南京的政治意義。順帶一提，目前與貴州總兵皮熊聯軍滋擾重慶府邊境的播州鎮守參將王祥是他的家僕出身。

丁魁楚則是已故督師丁啟睿和現在河南接受弘光朝差遣的參將丁啟光的伯父，曾代傅宗龍總督薊、遼、保定等地軍務，但崇禎九年滿洲兵入寇，他連連失地，被究失機之責遣戍，崇禎十一年釋放回老家河南永城縣。河南亂起，他與同為永城人的下野舊官練國事聚鄉兵保境，時援剿總兵劉超叛亂，他兩人參與了平叛，並隨後‘進入馬士英幕中參贊軍務。和王應熊相似，起用丁魁楚是對廣大在野廢官丟擲的橄欖枝。

首屆內閣六人，三人為東林黨人，且首輔為東林黨魁首，這是趙當世經過權衡後為了穩定東南軍政做出的妥協。東南是東林黨大本營，南京官員更是東林遍地，首屆內閣東林過半是為表率，形勢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內閣以下百官心神可安。但馬士英、王應熊及丁魁楚則是趙當世有意安插在內閣中的反對勢力，他們單個雖無東林黨的實力，但各自背後都有些能量，譬如馬士英的摯友阮大鋮亦受詔入朝為官作為奧援此類等等，扭在一起，多少能對東林黨起到掣肘作用。

當然，即便南京已在掌握，趙當世仍然不會輕易放弘光帝去南京，堅決實行皇帝與百官隔離的策略，至少現階段如此——黨爭之弊，趙當世心知肚明，在當前軍事為要的關頭，絕不能容忍後方朝中出現大的變故。無論立內閣、置百官，對趙當世而言都是穩定局勢的手段，皇帝若脫離掌握不受控制，那麼結果勢必將與他的本意背道而馳。

至於南京方面對沒有皇帝的情況作何說辭，自有錢謙益負責主持。

因此名義上，範京是陪都，南京是留都，北京仍是帝都所在。這樣做可向天下表明弘光朝收復舊山河的決心與意志。

南京得手且鳳陽已被分化，南直隸各地皆可定。任免百官之時，對地方上也有調整。像此前站隊何騰蛟對抗弘光朝廷的安廬巡撫張亮、江西巡撫曠昭等都被以“事權重疊”為由撤職，所轄軍政全部轉交到江西總督袁繼鹹手中。湖廣、南直隸、江西加上陝西、河南、四川等趙營重兵集結的省份，大明領土的核心區域基本全部臣服於弘光朝廷，說建立不過短短兩三個月的弘光朝廷已然站穩了腳跟並不為過。

南京事定，觀望局勢的南安王鄭芝龍之心亦定。他在五月底以自己的長子鄭森為使，前往範京拜見弘光帝，表明忠心，更表福建歸心。弘光帝親切接見了鄭森，溫言撫慰。更賜國姓“朱”，改名成功，顯示出十足的期許——這是趙當世一早安排好的，為的是進一步拉攏鄭芝龍，讓他堅定態度，本待是派遣使者冊封，鄭森既然自己上門，便順水推舟做了。

鄭森此前都在南京國子監就學，且在鄭芝龍的授意下拜了錢謙益為師，錢謙益替他起字“大木”與其名相和，作為勉勵。鄭芝龍早先之所以遲遲未能下決心主動擁立弘光帝，其實也有顧忌錢謙益為首南京東林黨人的原因，沒成想錢謙益和他原來走的是一個路數，當即對擁立弘光帝自是再無疑慮。

弘光朝廷大舉進軍河南、陝西、山西，征伐之勢燎原。鄭芝龍看在眼裡，自有借東風的想法，恰好錢謙益又成了首輔，有這層關係在，鄭芝龍聽從鄭鴻逵的勸說，動了帶兵來南京的念頭。

實際上，趙當世的確也有調鄭芝龍的計劃。

目前河南平定，陝西局勢大好，山西則進軍如虹。東南既定，豈能裹足不前在此等形勢下旁落自甘寂寞。趙當世北伐，陝西是一路，山西是一路，還有一路便是南京。只等南京情況穩定，就將以左夢庚為帥，集結重兵渡江北上，沿途攻略兩淮、山東及北直隸，鄭芝龍的軍隊若能相助，如虎添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