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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理性的本質上的東西整個地，一般地固然是一切時代的一切哲學家已正確認識了的，不過還役加以嚴格的規定，也沒有歸結到一個解釋罷了；與此相反的是他們並沒弄明白什麼是悟性，因此他們常把悟性和理性混淆了；也正是由於這樣所以他們又未能十分完美地、簡潔地說明理性的本質。由於理性和啟示的對立，在基督教哲學家的手裡理性這概念又獲得一種十分生疏的副意義，於是許多人又從這種對立出發正確地主張單從理性，亦即沒有啟示也能認識到為善的義務。在這方面的考慮甚至對於康德的論述和用詞遣字都肯定的有過影響。可是上述這種對立本是事實的、歷史意義的＇東西＇　，因而是與哲學不相干的一種因素，哲學也必須擺脫這種因素。

人們本可指望康德在他的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的批判中會從根本論述理性的本質出發，然後在既規定了“屬”之後才進而解釋＇這“屬”之下的＇　兩個“種”，指出同是一個理性如何在兩種那麼不同的方式下表出它自己，可是由於保有主要的＇共同＇　特徵又仍得證明為同一個理性。然而關於這一切的＇論述＇　＇他那兒＇　一點也沒有。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對於他在批判著的這一＇精神＇　能力屢次隨手拈來的那些解釋是如何的不充分，如何搖擺不定和互不協調，那是我已經指出了的。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未經介紹就大談其實踐理性，後來到了專為實踐理性而設的批判中這就已經是既成事實了，＇康德＇　沒有再作交代，也沒有讓被蹂躪了的一切時代和一切民族的語言習慣，或前此最偉大的哲學家們＇　對於＇　這概念的規定發揮它們的作用。總的說來人們可以從各別＇散見＇　的地方看出康德的意見之所在＇，他的意見是＇　：對於先驗原則的認識既被說成是理性的本質的特徵，而對於行為的倫理意義的認識也不是以經驗為來源的，那麼這種認識也就是一個先驗的原則，因而也是從理性發生的，於是在這種意義上理性也就是實踐的了。——這樣解釋理性是不正確的，關於這一點我已充分地談過了。不過即令把這一點置而不論，在這裡單是利用“無待於經驗”這唯一的標誌來統一互不為謀到極點的東西，同時忽視它們之間其他方面的，基本重要的，無法測量的距離，那又是多麼膚淺而無根據呃！這是因為即令假定——可不是承認——＇人們＇對於行為的淪理意義的認識是從一種位於我們＇心＇中的命令，從一個無條件的應然產生的，然而這樣的應然和認識的那些普遍形式又是如何根本的不同啊！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指出這些認識形式是我們先驗意識著的，藉此意識我們能夠事先說出一個對於我們可能有的一切經驗都作得用的絕對必然。可是在這個必然，一切客體在主體中既被決定的這一必有的形式和那道德上的應然之間還是有天淵之別；並且這區別是如此顯著，以致人們雖然可以把兩者在非經驗的認識方式這一標誌上的相同當作一個俏皮的對比，但不能把這一點確立為哲學上肯定兩者同源的一個理由。

並且實踐理性這個“嬰兒”，這無條件的應然或絕對命令，他的出生地卻不是《實踐理性批判》而是《純粹理性批判》，見第一版第802頁，第五版第830頁。＇這嬰兒的＇誕生是很吃力的，只有用“因此”這把產鉗才生了下來。這個“因此”冒失而大膽地，人們甚至要說不知羞恥地夾在絕不相干而沒有任何聯絡的兩個命題中間，把它們作為原因和後果接聯起來。原來決定我們＇行為＇的不僅是直觀的動機而且還有抽象的動機＇這句活＇乃是康德所從出發的那一命題；他是這樣表示這個命題的：“決定人的意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