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幾乎從上大學的第一天起，他就發覺自己和周圍同學不一樣。那還是在軍訓，當其他同學還沉浸在名校的榮耀裡，心甘情願地接受“服從”和“集體榮譽感”的洗腦時，他逃早操、躲唱軍歌，拒絕一切集體美學的東西。

小文的宿舍裡住著系裡成績第一名的同學。那人每天很早起床，去圖書館佔座位自習，很晚才回來，選修課程是按照老師打分的慷慨情況，自己不感興趣的課程也上得很起勁，唯一允許自己的娛樂活動是在網上下一盤三國殺。

小文不認同那樣的人生，他覺得中規中矩就是失敗。一步步雖然走得踏實，但那是多麼無聊又庸常的人生，以後僅僅是一個安逸富足的“中國式精英”。

他的宿舍裡還住著一個又紅又專的優秀黨員，他們經常就意識形態的問題進行辯論。在政治譜系裡，小文覺得自己和這個倡導主流的學校格格不入，他是“反動”的。

小文覺得自己屬於學校裡最“反動”的那一撥，最不滿的那一撥，最叛逆和憤青的那一撥。

這種憤青並不因為他家庭獲得的財富而終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正比的關係。

在程巍寫的《中產階級的孩子》裡，他引用了伯克利1965年大學生的抽樣統計，發現了大學生的家庭收入大體和其革命性的正比例關係。如果把年收入2。5萬元以上的家庭定為“上層”，0。5萬元以下的家庭定位“下層”，而把介於0。5萬元到2。5萬元之間的家庭定為“中層”。可以看出，最具革命性的是家庭年收入在2。5萬元以上的上層，佔示威學生總人數比例的16％。而所謂“下層”學生，在示威學生中僅佔8％。

從這個資料可以看出，新時代的憤怒早就不是陳勝吳廣式的，也不是去索要什麼，而是來自於更深層的東西。

下層年輕人，對反抗表現出了很大程度的冷漠，因為他們對體制信任、感激。“知識改變命運”給了他們希望和許諾，還有各種助學金和獎學金的幫助與扶持，因此沒有理由不信賴和服從。

小文卻和他們不一樣，名校給他的關於光明未來，關於“中國精英”的許諾，他並不稀罕。

小文的父親給他許諾了另一個未來：出國移民。

他之前還有些猶豫，把移民的身份當做最後的保障。他一直覺得中國才是自己將要一直為之奮鬥的地方。直到上個月，小文和全家去加拿大呆了半個月。

他形容自己剛從加拿大回到北京的瞬間，感受到的只有汙穢和胸悶。他抱怨自己在加拿大的時候狂吃猛塞也沒有變胖，是因為吃得乾淨。回北京之後短短時間就開始發胖，都是因為食品不健康、不安全。

他家在加拿大北部買了一千萬的別墅。那是在一個傍晚，小文在自家的院子裡喝著啤酒，第一次覺得自己不想再回到中國，下定決心要在加拿大四年內待滿三年，以獲得加國國籍。

小文並不覺得這種想法有什麼值得羞恥的。《論語》裡，孔子也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霍桑的《紅字》裡說：“倘若世世代代都在同一處不再肥沃的土地上反覆紮根，人性就會像馬鈴薯種在這片土地般無法繁茂茁壯。我的孩子們已經誕生在他處，即便我能力所及，掌控得了他們的命運，他們也將在不適之地紮根。”

今年4月的一份報告裡說，2010年中國可投資資產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人群有50萬人，其中60％的人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人民幣的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小文如今也是其中的一員了。

他並不是沒想過要改變社會，因為他比周圍的同學更不滿、更聰明、更有能力，也更有餘力和資本。他也知道，中產階級的孩子，才是社會變革和新陳代謝的力量。

然而，那也許是很多年很多年之後，當他可以不必理性而實際之後的事情了。如今，這塊土地無論給小文提供多麼美好、富裕、成功的未來，他都不稀罕，寧願連根拔起地離開。

小文移民加拿大的事情，周圍的朋友很快就全都知道了。有羨慕的，也有鄙視的。他在宿舍裡，仍然會和那個又紅又專的黨員就意識形態的問題吵起來，那個同學會語帶輕蔑地回覆：“你有什麼可吵的，你已經是加拿大人了。”

他想反駁，說自己是“曲線救國”，想想，還是罷休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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