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那是因為他們大腦的判斷機制還不完全，每件事情都被判斷成和種族生存有關的大事。

很多很多年之後，人學會了理智判斷，也進化出更高階的腦組織來進行分析。然而，如果有一件事日復一日重複地讓我們自我厭惡，理智會慢慢消失，我們又會回到原始人的大腦，遵從初級二元神經的判斷——把一件小事都劃為威脅個體存在和種族繁衍的重大危機。

於是，我們開始強迫性自憎，我們開始無意識地給自己撂狠話：“我是個白痴，我是個廢物，趕緊天降土石把我活體掩埋了吧……”——基本上就是我靠牆坐著羞愧地與自己搏鬥時說的那些話。

孩子用來強烈自憎的大腦邊緣系統，五歲的時候就已經發育成熟了，但是，用來苟且自己和開拓的中樞到了二十多歲才長成。

在此之前，我們都生活在喬治·奧威爾由鞭打得到的教訓中：“我如今是在一個我不可能做個好孩子的世界裡。我第一次清醒地認識到我被丟進去的環境是多麼嚴酷。生活比我所想的更加可怕，而我自己也比我所想的更壞。”

☆中產階級的孩子

他不喜歡被稱為“富二代”，因為他認為自己並不是。他說：“假期我回了一趟老家，看到我的一些小學同學們都成了真正的公子哥，偶像劇裡面那種：比名牌，開跑車，腦袋裡不裝其他的事情。”

我想到幾個月前看到的新聞：一個在北京演藝學校進修的大連“富二代”，飆車被交警攔住，跋扈的“富二代”不服交警的指揮，叫來父親和父親的保鏢，把交警活活打死。這事如同其他駭人聽聞的社會新聞一樣，引起一陣激憤和討伐之後就被迅速遺忘，並沒有點燃什麼東西。人心像是早就被烤成了灰燼，用手一捻，不過是多了一層灰。

他說，如果肇事者是他從小一起長大的發小之一，他一點也不會吃驚。

然而，他卻和他們不一樣，從小就不一樣——雖然他的父親也同樣富有。他從小成績好、有主見、早熟、表面懂事乖巧，內心冷眼憤世。考上了全國最好的大學，成為父親向朋友們吹噓的物件。他叫小文。

他把自己的與眾不同歸結為曲折的童年。這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中產階級家庭奮鬥史的故事：他的父親90年代下海，和母親一起從“一窮二白”開始奮鬥，經歷了各種磨難和考驗，在事業有起色的時候離婚。父親有了新的妻子，又有了兩個孩子。

他的童年一直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學會了每天怎樣在責備與怨念的夾縫中生存，學會了怎樣察言觀色，學會了怎樣討人喜歡。長大後，他反而和父親的關係更近一些，他發現自己和父親越來越像了，一些生意人特有的精明、狡黠和專斷漸漸在自己身上浮現出來。對於他父親“中國式成功”的行為方式，他也越來越認可了。

這不啻為一件奇怪的事。在文學作品裡也好，真實的歷史中也好，中產階級的孩子似乎一直站在他們父母的對立面。

我最早是看楊沫的《青春之歌》，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林道靜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成為無產階級戰士。看她離家出走，看她慨當以慷，看她如何把家庭內部矛盾變成大是大非的階級矛盾。

後來看了些關於文革的史料，印象最深的情節，也是那些如火種般熱情的紅小兵們，如何發自內心地以自己小資的父母為恥，認定他們是腐朽的，認定他們是錯的。

最浪漫的反抗，當然是西方六十年代年輕人的狂歡。1968年的法國，大學生們走上街頭，口號、狂歡、靜坐、遊行。有史以來頭一遭，革命不只是揭竿而起為了麵包，還為了薔薇與玫瑰。

——甚至也不是為了薔薇與玫瑰，只是為了讓世界顛倒個兒，能重新再來。

或許在八九十年代，我們還聽說過純粹因為理念不合，而與富裕的家庭決裂的年輕人的故事。

當然，這些中產階級的孩子們最後還是會與他們的父輩握手言和、言歸於好，重新繼承他們留下的遺產和人生軌跡。可在人生中的一小段時間裡，他們曾經真誠地反對自己的父輩及其建立起來的規則。

大多數人都會推測出：是受教育的原因吧。富裕的家庭把他們的孩子送入最好的大學，去接受最好的教育。那時候的教育——在傳說中——是資本與商業的敵人，是古典主義和左派的天堂。父母把培養後代的責任，託付給了自己的敵人，當然會培養出反叛的孩子來。

而現在的大學和社會早已沒有區別，標準一致，規則一致，早就失去了培養弒父者的土壤。

可小文不是一個順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