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園林寺觀。他在西湖積慶山為閻貴妃建功德院，派遣吏卒到各州縣蒐集木材，鬧得老百姓不得安寧，前後三年建成，耗費極大。權左司郎中高斯得奏請停止新建寺觀，宰相謝方叔立即罷了他的官。寶□三年，即文天祥寫這篇御試策的前一年，理宗派心腹宦官董宋臣主管修建佑聖觀、梅堂、芙蓉閣、香蘭亭，他強佔民田，招權納賄，　無惡不作，臨安人無不罵他為“董閻羅”。皇室生活上的奢侈也是十分驚人的，皇帝生兒育女，都要用羅、絹數千匹，金、銀數千兩。皇子每日單食，要珍饈數十種，更不用說皇帝了。皇帝揮金如土，人民怎能不貧困。

豪家巨室的獻助，也是人民的一大災難，在南宋也是高宗開其端。紹興二十一年（１１５１年）高宗到大將張俊家，張俊接駕時進奉精美食品數百種，還文天祥傳 ？１７？有大批寶器，其中有金器１０００兩，珍珠６９０００餘顆，瑪瑙碗２０件，各種精細玉器４０餘件，綾羅錦緞等１０００匹，另有名貴古玩書畫等多件。獻助的風氣到南宋末年仍然盛行，宮中要修繕宮殿，建造寺觀，就有官僚、豪富來獻助土地、木材等等。他們的獻助，無非是剝奪人民來的，受苦的還是人民。

貪官暴吏對人民的壓迫剝削，則是每日每時都在發生。南宋統治者對人民的剝削比北宋更嚴重，神宗趙頊時，國家賦稅收入每年６０００多萬貫，是北宋的最高額。　南宋紹興二十七年（１１５７年），稅收也達６０００萬貫，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年）增加到８０００萬貫。南宋統治地區不到北宋的２／３，稅收反而增加，可見賦稅剝削多麼殘酷。再就土地的情況看，北宋初年官僚地主的土地限額是３０００畝，宋朝的政策不抑兼併，南宋時有數十萬畝地的地主為數不少，這都是侵吞農民的土地得來的。而且官僚地主有地無稅，農民無地卻要納租。有人說南宋農民所受的剝削是“剝膚摧體，無所不至，膏血無餘　”，這並不誇張。

策論中提到的和糴，則是南宋政府剝奪人民的特有手段，它像直接套在農民脖子上的繩索一樣。和糴是官府按戶主的田產多寡攤買糧食，由官府定價，當然低於市價，甚至分文不給，純屬剝奪。從表面上看，文天祥傳 ？１８？好像富人負擔多，窮人負擔少，實際上不是這樣，富人向地方官納賄，自然少派或不派，負擔大多落在窮人身上。每次和糴頒佈，都有不少人傾家蕩產，賣妻鬻子。文天祥說：“東南民力竭矣　！”這是真實情況。

第二個問題，關於人才和士習。文天祥認為“士習厚薄，最關人才　”，人才匱乏的根本原因是士風敗壞。他說　：“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為工，累牘為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校藝於科名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校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競奔於世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縶，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臣以為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　！”這段話把南宋士人風氣敗壞描繪得淋漓盡致。南宋士人追逐名利是不擇手段的，當時國家憂患重重，士人憂國憂民的不多，想升官發財的卻不少。有一種人是借議論國事來獵取虛名，博得一官半職的。理宗時候，這種情況也很普遍。賈似道看透太學生的這個特點，用做官、賞錢收買他們，他們也就為賈似道歌功頌德。當時有人寫諷刺詩說：文天祥傳 ？１９？“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　。”由此可見一斑。另一種人是借道學做官。當時朝廷提倡道學，有人以講道學為終南捷徑，以謀求官職。他們不談國計民生，終日只講天理性命，正心誠意。朝廷也希望他們這樣，以免議論國事，惹事生非。這種士人對國家人民究竟有什麼好處呢？陳亮向皇帝奏稱：今世儒生，自以為得正心誠意的聖學，其實都是麻木不仁、不知痛癢的人。國家奇恥大辱，漠不關心，群聚埋頭拱手高談性命天理，不知性命天理究竟是什麼。朝廷委任庸人，籠絡小儒，敷衍度日，臣不勝憤慨之至！這把士人的墮落和朝廷用人政策的錯誤，作了大膽的揭露。

文天祥對這種士風十分不滿，他提出必須改變士習，發揚正氣，才能發現可用的人材。他主張對青少年要有正確的家庭教育，除了讀書，還應恪守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