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設計在實用價值和社會公平價值兩者之間的權衡取捨上，愈來愈重視公平，而寧可犧牲一些實用性。這其實是濫觴於五代十國時期一次次兵過如洗的屠殺洗地，把五姓七望門閥勢族統統連根拔起，舉薦時代的盤根錯節一掃而空，把所有的貴族都打落塵泥，讓所有人都回復到富不到三代的屌絲或者暴發戶狀態，自然為“絕大多數官員都必須走科舉正途才能出仕”的社會制度鋪平了道路。

那麼，既然科舉已經是國之重器、選官的絕對主力，公平與否自然會上升到一個政府能否存續的根本上。宋的進士科獨大也好，明清的八股文什麼也好，不就是為了進一步壓縮主考官的“自由裁量權”操作空間，從制度上儘可能避免營私舞弊、主官專斷麼？

錢惟昱很慶幸，他活在一個變革轉折的歷史時間點。宋還沒有出現，北方的五代都是軍人政權，還沒來得及思考科舉制度的變革，大多是能夠抄襲大唐制度便算不錯了。這讓他把中國科舉引向另一個方向減少了不小的阻力。

大唐時候，科舉當中稍微有名一些的考試，有多少科呢？細算一下，其實嚇死人。除了考詩賦文章的進士科、考死記硬背四書九經的明經科之外（注意：當時考的可不止五經，而有九經，也就是馮道刻印的《九經字樣》當中涵蓋的九經）；還有為選拔史官准備地明史科（唐穆宗時候才首次開設，當時距離黃巢起義已經只有四十多年了）、為選拔禮部主祭和刑名律令而設的明法科（明法科包含刑名律法和禮儀禮法）、選拔戶部錢糧賦稅統計官員的明算科（唐朝時未曾設定，五代時後唐、後晉兩朝設定，後漢後又廢除，後世再未設定）、甚至專門為選拔禮部下屬的祠部司官員（掌管僧道宗教）而設定的明道科（考試內容是道家典籍，偶爾也有佛經。相當於是神學文憑的考試）。

兩年前，吳越剛剛得到常設“鄉試”的資格時，錢惟昱便開始研究這些大唐以來的科舉制度成法，當看到唐朝居然就有這麼多實用主義的公務員考試時，心中著實是驚喜莫名，對於把科舉制度引入正途，也著實多了幾分信心。

……

想著容易，要具體實施便存在很多問題了。當了大王一個多月，除了安撫內部、收攏軍權之外，錢惟昱便每天撲在這個事情上，尤其是很多東西還不好和那些舊制度出身的官僚商量，充其量只有素為錢惟昱親善的通儒院大學士林克己可以一起謀劃，另外便是剛剛被錢惟昱拔擢了禮部尚書頭銜的十三叔錢弘儼正當其事。

周娥皇和錢惟昱聊完了納側妃的事情，便順便看著錢惟昱在卷軸上反覆塗抹篩改之處，不解問道：“大王此法刪除了大唐時候積弊臃冗的明經科、明史科等死記硬背，無助於治理實用的科目。又加入了兵科、工部科，修正了明算、明法。按說已經日臻完善，究竟還有何事難決斷呢。”

“愛妃卻是有所不知。師法大唐舊制，略所篩改增補，設定刑名、算學、工程、兵科容易。但是要形成梯度的考試製度，卻著實難以和現有成法相加——大唐時候，到中央朝廷集中考最後一輪之前，前置的程式著實隨意不一。固然有按部就班、不肯營私舞弊的州道選用‘省試’、‘解試’的辦法，也有直接採用策問、舉薦形成貢舉考試候選人的辦法。

而如今，我吳越已經實行了‘鄉試’制度兩年，突然新增一級科舉，那麼參考人必然也要從鄉試中舉的舉人當中產生。如果繞過鄉試，讓特殊人才走捷徑直接到朝廷考取刑名、兵事、戶部錢糧籌算、工部營作的官職，又不免損了鄉試製度的信用，使懷有僥倖心理的倖進之徒心思活泛，不好好讀書專想著鑽制度的空子，實在不是教民為善的辦法啊。”

娥皇恍然，很顯然錢惟昱看得很遠，不僅考慮到了所錄取官員知識才能的實用性，還儘可能兼顧了制度的公平性。

“臣妾明白了，如果不採用此法、而是讓透過了鄉試的舉人才有資格參加最後一輪考試的話，又會存在大量的舉人在鄉試階段考的是詩詞文章、而到了杭州這最後一輪考試的時候，卻要從讀了一輩子文章詩詞的讀書人當中選出懂算學統籌、兵法戰策的人才，倒是殊為不易了。不過，此事也不算為難，大不了將來把舉人鄉試的科目再略微細分，每道各設兩道三科，假以數年徐徐變革，便可成事了。”

錢惟昱聽了眉頭一簇：“只分兩三科？那便如何夠用？最後的朝廷取士，足有五六科，難道還要歸併。”

“大王居然不知道麼？臣妾雖然少知世故，但是昔年在金陵時，家父身為太傅，又執掌禮部多年。因南唐從不尊奉中原，且文教大昌，科舉制度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