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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點都做得到，中吳軍自然可以拆借每年三百萬貫銀錢給廣州都護府，為期五年。此後開始還款，分十年清償，借款不計利息。相信十年後，以廣州、欽州、茂州等處的海貿復甦，每年再償還150萬貫，實在是綽綽有餘了吧。

如果只做得到攤丁入畝，不肯上書改制科舉，那麼，孤這裡便只能每年給200萬貫——一分錢一分貨，童叟無欺。”

鍾允章聽得瞠目結舌：廣陵郡王殿下不是號稱詩書冠絕天下、學宗泰斗的人物麼，怎得此刻說起話來，居然如同一個市井商賈一般俗不可耐……國是綱常，在殿下眼中，居然可以和生意一般來談。

“老大人覺得有何不妥？苟利國家，又有什麼可以虛文矯飾的。”

“啊……沒有不妥，殿下詼諧。還請殿下指教，大都督具體該如何上書、如何措辭、如何建言。”

第290章　修真主義加強版

攤丁入畝，顧名思義就是廢除人頭稅，把人頭稅應當承擔的部分錢糧攤入到土地稅當中去。改土歸流，則是裁撤西南地區的土司酋長、改為任命流官；同時把蠻夷土人的人口不入戶籍、田土不被清丈現狀改變，逐步用等同於漢人的統治手法進行處置。

這兩項措施，歷史上一直要到韃清雍正年間才得以徹底推行，而且比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張居正的一條鞭法都更加徹底。推行之後，這項極大施放人口增長的新政，和苞谷（玉米）、土豆一起作用，把中國的人口從宋明兩朝的一億多，飆升到了清末的四億。

錢惟昱當然不會覺得在工業革命開始之前，就讓華夏土地養育四億人口會是什麼好事兒。只不過相對於如今佔著華東華南五省之地、卻只有1500萬人口的現狀來說，人口再番那麼兩三倍，都還是有利無害的，這種情況下，攤丁入畝這個增加人口、降低流民隱戶的大殺器，自然是能用就要拿來用了。

那麼，王安石、張居正沒能走到這一步，一定是他們的能力有限麼？其實不然，只是他們遇到的積重難返、社會阻力更大罷了。韃清入關後，對漢人計程車紳大地主勢力有過一輪毀滅性的打擊，這才降低了相當一部分阻力，漢人讀書人有四書五經，也沒法和韃子的刀子弓箭辯論，只好乖乖就範。

這說明，有時候亂世其實是改革的良機，尤其是當你的國家還沒有擁有華夏全土的時候，只有一隅之地，先改起來。一來船小好掉頭、改革阻力小；二來不存在“政策水土不服”“適合江浙的政策未必適合內陸貧困地區”之類的問題；第三便是得了好處與民實惠之後，還可以“以鄰為壑”，透過吳越新政對南唐、後周百姓的政策吸引力，拉來新鮮血液，幫助此前在改革中利益受損的大地主階級找補回來一些損失——雖然攤丁入畝讓大地主多交稅了，但是，也為你們吸引到了更多願意來租種你土地的外來流民佃戶不是？

當然了，這些事情終究是得罪人的，改革家哪怕成功了，本人不得好死的例子太多了。商鞅被車裂，王安石被流放，張居正死後被抄家——所以，錢惟昱只能是徐徐而動，每一次都找一個契機，給自己的隊友一點資金上的支援，換取他們出頭。

兩年多前十叔錢弘億初鎮贛南、需要大量僱傭勞工取代官方徭役制度，便是一個契機。那一次，錢惟昱依靠那個契機讓十叔當了靶子，在吳越境內推廣了免除徭役、從此以政府出錢平價僱傭勞工、政府管飯的政策。如今，四伯父剛到兩廣，面對巨大的吸引蠻夷歸化的需求，實施對無在籍土地者有利的攤丁入畝政策，也成為了一個迫切的需求。於是，錢仁俊便步了錢弘億的後塵，成為了錢惟昱改革大業當中的又一杆好槍。

錢惟昱可以預料，他如今策劃的攤丁入畝策略，肯定可以比後世七百年後雍正朝的攤丁入畝阻力更小。一方面有如今吳越轄區大多富庶、百姓反抗精神小、地主豪紳可以擁有的武力反抗能力薄弱有關係；另一方面，當初雍正一朝時候可沒有免除徭役這個政策作鋪墊——雍正可拿不出那麼多錢來，在全國都做到“政府需要經辦大型工程、都花錢請工人幹活”這種程度，取而代之的，雍正實施的是“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也就是說非但不免除百姓的徭役，反而改成讓有功名的讀書人跟著百姓一起服徭役（雖然可以交錢代替服役），這種事情，自然會激起極大的反抗。前者是給人權利，後者是強加義務，孰優孰劣，實在是有云泥之別。

……

“攤丁入畝，本質便是要廢除所有人頭稅，把人頭稅的收入攤到田畝的土地稅之上。確保朝廷歲入不減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