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話，那麼這個國家的民族工業或者說民營手工業商業便會急速萎縮。

具體到宋遼的例子上，北宋給遼國歲幣後的一個交換條件是回覆榷場邊貿，北方的蠻夷又不敢賣戰馬，只有靠賣點兒羊過日子，那個年代還沒有羊毛紡織業的存在，所以賣羊無非是吃肉和獲取羊皮用；相較於南朝龐大的鹽酒茶布四巨頭出口量，遼國那點外貿物資幾乎可以說是忽略不計的，因此每年北宋從榷場邊貿中賺回來的貿易順差、或者叫出超，在數額上遠遠高於宋人給的歲幣。如此數十年，一百年下來，遼人的民營經濟就徹底完蛋了——因為歲幣是給遼國的朝廷的，是給達官貴人的；歲幣收進來的錢自然不會用之於民，而因為拿了宋錢去買宋貨，就相當於把沒有競爭力和生產效率低下的遼國民族手工業摧毀了。

一千年後，1934年時，米國總統羅瘸子上臺後，作為全世界第二個真正鐵腕解決大蕭條的發達國家領導人，羅瘸子有感於元首賣的德國貨透過“以物易物”的貿易在蔣校長那裡大肆擠佔中國市場，讓德國工業產品在缺少結算外匯的情況下透過“工業品換礦石”大行其道。為了讓米國貨也擁有如此待遇，羅瘸子便祭出了《白銀法案》這個毒計——米國西南部亞利桑那州與新墨西哥州等七個州號稱“白銀七州”，擁有落基山銀礦，加上落基山南段的墨西哥銀礦，米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白銀出口控制者；而中國當時還在進行“廢兩改元”的金融改革。

於是米國透過《白銀法案》以美元作為美洲白銀的結算貨幣，並且在結算時以較高的價格吸納白銀（比如當時國際市場上原本白銀作為一種工業品的售價是每盎司50～60美分，米國政府的強制白銀結算就提高到80美分收購一盎司白銀），這樣一來，中國那邊馬上因為國際白銀的流動陷入了銀荒，原本透過出口初級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可以換到白銀，可以用來任意買歐美工業化列強的貨物；現在只能換到美元，也就只能買米國貨。

從此以後，元首的德國貨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就漸漸被羅瘸子擠佔了，這也是中國的軍隊先德械後美械的一個縮影。而羅瘸子的那“白銀只能用美元結算”帶來的“白銀美元”，和羅瘸子死後米國人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來後、70年代慢慢悟出來的“石油只能用美元結算”的“石油美元”，在原理上實在是一脈相承。只不過白銀美元的毒計只能影響銀本位國家的外貿，而石油美元可以影響全世界的外貿、兩者適用範圍有大小罷了。

宋遼與美中之間那兩場或無意、或有意的貨幣戰爭，如今被照模照樣搬到了吳越和北宋之間，在這個毫無經濟學體系可言的時代，這樣的計謀古人根本不可能看得穿。周宋兩朝，吳越人持續十幾年的歲幣進貢，包括當初支援周世宗柴榮鑄造“周元通寶”那一次貨幣改革時用銅錢銀兩大量贖買北朝的佛像等等行動，讓每年從吳越流入周宋的外匯足有兩百萬貫上下的銀兩或者銅錢，或者別的絹匹等硬通貨。這些物資促成了周宋數次對外用兵軍費的短板，但是也加深了北朝朝廷“賺快錢、用快錢”的習慣。

北宋官營鹽場的大規模廢棄，便是其中一個例子：吳越人的鹽是熱帶乾燥低緯度海域直接太陽曬出來的，而且有珊瑚砂的環礁鹽池，還有潮汐能從環礁缺口處的換水。而北朝在山東和蘇北沿海的鹽田，傳統工藝是人工引水、人工耙泥、人工熬滷、人工燒柴燒泥炭煮鹽的。每個環節的人力和燃料耗費成本都比吳越人的鹽高得多，因此在出場價上就有好幾倍的差距。在“吳越通寶”大規模湧入北地的情況下，花費每石七八百文錢的煮鹽成本去自己煮，還不如直接以兩三百錢一石從吳越人那兒直接買呢——反正進入流通領域之後，朝廷該收的鹽稅可是隻多不少啊。

與鹽情況類似的還有鐵和酒，因為鹽鐵自古都是官營，老百姓沒有資格自行生產，平民需要用菜刀或者農具，也都是不得不掏錢買的。這種官營經濟的畸形發展，在受到政府開支嚴重依賴進貢的經濟體系影響下，一旦進貢國有便宜貨可以買，本國的冶金鍛造業當然會受到嚴重衝擊。

只不過因為吳越人在鐵器出口上非常節制，所以北國的鋼鐵業還沒有遭受毀滅性的打擊——鋼鐵和鹽有個最大的不同，那就是鋼鐵是可以無限期囤積的（雖然保養不好會表層生鏽），而且鋼鐵的存量可以幾乎瞬間反映在一國的軍事實力上。如果吳越和北宋的對峙會繼續長達數十年，而且以和平姿態對峙，就好像“檀淵之盟”後宋遼那般，那麼輸出鋼鐵摧垮北地的冶金還有可能。若是不到五年十年就要打仗的話，用來衝量打垮敵國冶金的那些鋼鐵馬上就會被拿來